有个人却是例外，这个人便是二姐。

想起二姐，许兰秋几乎就要流出眼泪，她很想她却无法知道她在哪。武汉的仓促一见，至今也有一年多了，此后再没能有二姐的音讯。

想起了二姐，不由得又想起了三姐，大哥，甚至是小五，一个个都如泥牛入海一般，一去不返，就连母亲也在去年广州沦陷后不知所踪。看来自己当真是要遂了曾经的想法，没了一个亲人，没人惦念，没人想起，只是孤零零的孤家寡人一个了。

许兰秋只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没有根基的浮萍漂泊不定，游荡在动荡不安的上海。所能见者，所能想者，似乎也只剩文从义这一半个亲人了。

许兰秋被一阵没太听明白的叫卖声惊醒，才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电影院的门口，自己什么时候出门又在街上游走了多久竟然都想不起来了。

电影院的名字叫大光明电影院，似乎是上海很有名的。许兰秋正站在一个牌子面前，上面写着《化妆姑娘》此时正在预售门票。

门外的售票员问道：“小姐，要买票吗，明天晚上上映。”许兰秋不假思索问道：“是爱情片吗？”售票员：“是的。”

自从初来上海第一次看电影偶遇枪杀差点被抓进监狱后，许兰秋再没有踏进电影院的大门，今天她决定买票而且是两张。

（十八）第一次“约会”就这样“夭折”了

深秋的早上，阳光如期而至，洒满文公馆庭院，更透过玻璃隔窗拂照在二楼书房凸起的东面。书房中红木家具与清透晨光银红辉映，显得无比宁静祥和，仿佛太平盛世任何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早晨，令人全然记不起外面有多么的战乱纷飞危机四伏。

顺着阳光的洒照，转过一道门，在晨光尚无法穿过的房间，落地长镜中一个穿着中式长衣外罩黑色风衣的男人一下子粉碎了这个美好的梦想，才陡然间想起这是在烽烟密布的乱世，扑朔迷离的上海，而这个看似儒雅的英俊男人其实是上海某个帮派的头目。

文从义发现许兰秋正微笑的看着自己，随即兴致盎然的问道：“大哥，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文从义一面想了想说：“应该没有，怎么，有事？”

许兰秋从身后拿出前日买好的电影票，伸到文从义面前道：“这是今天晚上大光明电影院的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吧。”

文从义颇为吃惊的看了看许兰秋，接过电影票看都没看便装进衣袋中，顺口说了句好，就拿着帽子下了楼，全然没有察觉许兰秋明亮的眼神中有异于平日的光彩流露。

其实文从义根本没有将许兰秋说的话听进心里，因为他在思考着另外的事情，那便是现今上海的时局：日本人已经占领大半个上海，仅剩的公共租界的中西部和法租界虽然一时尚在英法美洋鬼子的庇护下，得以保全暂时秩序和安宁，但这种畸形的状况显然不会维持多么长久，日本人全面占领整个上海，或许只是时间的问题。

文从义固然是个以民族大义为先的人，但也还没有到了忧国忧民以致寝室难安的地步，他所忧虑的更多的是文家的将来和孝义堂的前途，以及自身如何在这混乱复杂的局势中安身立命。

文家早年是贩卖鸦片和炒卖地皮起家，顺带结帮拉派搭上了洪门，建起了孝义堂。早在二十多年前，孝义堂便已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帮大派，风头一时无两。但是，军阀混战被利用完以后，政府对于帮派的防备和控制，若即若离的态度，以及整个社会潮流的转变，都说明，帮会显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和作用。文从义也早就意识到按照以前那样继续发展下去已无多少前途可言，所以一直有心将文家生意转到正途上来。

其实，看透这一点的又岂止是文从义一人，云社的范慕烛躲去了香港，明着却在抗日亲近重庆，暗地里又与日本人南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留在上海的莲帮和三合会，一个彻底投靠日本人，做起了不折不扣的汉奸，一个则称病在家躲起了闲。而无论大张旗鼓抗日的云社还是厚颜无耻亲日的莲帮，除却本身的政治主张民族大义不谈，无一不是看清了传统的帮派,未来依靠一己之力量，已难如往日那般呼风唤雨，所以都在想着搭上政界这条路子，好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是表面躲闲的三合会也在暗地里与重庆南京双方都有着秘密往来。

如今看来，云社搭上了重庆，莲帮投靠了日伪，三合会来了个折中。那么孝义堂又当如何，此时此刻，又该何去何从？

文从义自然不会如潘月林一般毫无气节，为日本人办事。也不愿学范慕烛任由重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