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做学习。他很少有娱乐活动。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有时下下围棋。下围棋耍赖。我跟他下围棋，他赢了就叫我数子儿。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作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一九五一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我到安徽，他到湖南。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区，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来吧。”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作了深入生活的代表，一头钻进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编外村民。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过几天。正碰上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两位青年来这里锻炼。村干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顾这两位青年，向他俩介绍村中的情况。领着他们参加劳动。前两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名震一时的电视剧《红楼梦》，我越看大导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觉得熟悉，后来想起，就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

林斤澜深入生活的踏实劲，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见。除去开会，过年过节，他极少回城。过年过节回来，是因为太太谷叶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只在放假时才能来京。林平时节俭，但太太来时则保证她过两天轻松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时对写小说没有兴趣，醉心于戏剧创作。戏剧中只限于话剧，话剧里又单写喜剧。所以写的剧本没有地方发表。更别提排演。太太上学，他拿不到稿费，按说应常处在“经济危机”中。可他竟能打点得满舒服，还不用借债。其秘密除去平时节省外（其节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锅头，若我请客就指名要西凤），还从不进百货公司。买什么都上旧货摊或寄卖店。他的鞋是在旧货摊上买的，小工艺品是在旧货摊买的，唯一书橱也是旧货摊买的。给太太置办贵重的猫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四十元，也是花在寄卖行里。太太来京，他就能用小电炉做点吃的表爱心，每逢这时，不管请不请我，我都赶去吃。不过他造厨的手艺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论。他看家菜谱是煮红枣加花生米，雪里红烧黄花鱼，外加一盘猪头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红极一时的小说。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这好像是老舍先生五十年代写的第一篇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响应“到生活第一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转到建筑工地上做基层工作去了。那里也是林斤澜辅导的单位。林常来工地上和业余作者们见面，替他们看稿，提意见，开座谈会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荐给《北京文艺》等刊物。像《台湾姑娘》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辅导之余，挤休息时间写的。

一九五五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但指出来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后来我写作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一九五四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加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会时，把我俩也列入代表之中，这是误会。

一九五七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的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