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过程中如果还能赚到很多钱，那这必然是一件快乐且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成为那样的人。”

“如果真有你说的这种科技和新思维，那你在体制内推行，岂不是可以更快的普及，这冲突吗？”严为民颇为不解。

陈卓摇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您的真实想法，在体制内推行某一项改革或者创造，有多少内阻力，您不知道吗？任何全国范围内的大举措，必然牵扯无数人的利益，到时候光内耗就够可怕了，耽误的时间更是无法估量，我不会把自己陷进那样的泥沼之中。”

严为民也不得不承认陈卓说的没错，“经商就可以做到？”

“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早晚会有人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当体制撤出某些层面后，让市场自己去调节，许多事情会迎刃而解，人们会发现，且都仍在框架内，从未脱轨，速度还快了不知多少倍！“

1999年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影子，对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还是非常谨慎对待的，陈卓这样的言论不是独此一家，但却很少能有人说到点子上，更没有人敢这样跟严为民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