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一天，我父亲开玩笑，在她的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开得太过头了。他不知道阿Q因为头上有癩疥疤，在他面前连“光”“亮”都不能说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伊渡：您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

王跃文：是的。1957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当然也就是攻击党了。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母亲告诉我，父亲是被两个背枪的人押回村里的。父亲虽然没有被判刑，没有坐牢，但他被枪兵押回来，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坏人和罪人了。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的时候，感觉就像读我们自己国家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行了。意识形态真是神奇，它能在不同的种族和国度造就同样的游戏。

伊渡：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有时候，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

王跃文：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象我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从1957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越来越复杂化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所以我曾在长篇小说《朝夕之间》里写道，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

伊渡：您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但是在县里面，县长非常了不得。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那次经历，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一路上玩扑克、开玩笑，很开心。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县长还拍着自己的裸胸开玩笑说，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回到县里的火车站，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一副冷脸了。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正因为他不是故意做出来的，就更有意思。可见官场这个神秘的场，对人的影响是无声无息的，往往也是个中人意识不到的。

现在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那又是另外的境况。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老板”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本来已成贬义词，指的是私有企业主或私有财产所有人，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已与时俱进了。有人说，能够帮你办成按党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回家探望父母，有时会同他们谈谈时事。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只是经常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伊渡：我看您的玩笑一直开得很大，我说的是您写的那些在别人看来很大胆的小说。从您的作品中看，您不是个很淡泊的人，您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您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车厢里遇着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你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