媳妇的普遍性格。谁违背这条，注定没有好命运。

我曾把一个真实细节写进小说，那是发生在我一个熟人身上的故事。我们县财政局有个干部，当年下乡劳动的时候，放了一个响屁，便高声呼喊：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结果，他为这个屁付出的代价是判三年徒刑。放个屁而坐三年牢，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怕是没有先例的。空前是肯定的，绝后就未必了。

当然这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故事。现在情况如何呢？我有个熟人，五六年前是某市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找书记汇报工作。他连喊了几声某书记，某书记没听见。因为他同某书记平时还算随便，就直呼其名，某书记这才听见了。这下可好，此人竟敢当着众人面直呼某书记的名字，简直大逆不道。某书记是个铁腕人物，整人不过夜的。就在当天晚上，这位书记同市长在电话里通了气，就免去了那位胆大包天的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当然，免职理由可以随便捏造几条。封建时代也只有皇帝和自己父亲的名字需要避讳，而我这位熟人就因为喊了一次领导的名字，就在官场上一蹶不振。

我还讲一个真实故事，有个地方某年中秋节发生了杀人案，当地报纸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中秋杀人”四个字。不料，报纸招来了大麻烦，报社老总写了深刻的检讨，反省自己政治意识不强。原来，当地一把手的名字就叫“中秋”。如果任何官员的名字都要避讳，那就远远落后于封建时代了。清朝皇家的名字用字都很生僻，为的就是方便老百姓不要老是避讳。现代社会某些官员，难道连封建皇帝的度量都不如？

官场中人必须保证自己在领导那里有个好的看法。我曾在《国画》里调侃，中国最大的法律是看法。这不是瞎说。也许有人听我说起这些琐碎没有意思，也许有人为了维护某种东西而提出反驳，那么就让他成天直呼他的领导的名字试试！

伊渡：既然官场的生存环境大多像您所描写的那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汲汲于仕途而乐不知返呢？

王跃文：利之所在，趋之若鹜。目前中国官场仍然主导甚至垄断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相对来说，官场中谋事，利益最大，风险最小。就拿乡镇干部来说，很多地方乡镇财政十分紧张，干部工资都兑现不了，可是并没有几个乡镇干部愿意离职另谋生路。我也见过很多基层干部拿着很低的工资，干着很辛苦的工作。基层的确有很多兢兢业业的干部，我向他们致敬。但不管怎样，当干部总体上要比其他很多职业好。越到上层机关，干部待遇越好。如果有个一官半职，更不消说了。如果当了官而又能狮子大开口，日子就更好过了。官做得更大些，张嘴气吞山河，跺脚地动山摇，那份飘飘然，就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想象的了。

清代朱翊清的笔记小说《埋忧集》里有一则故事叫《捐官》，讲一个姓赵的布贩子花钱捐了个通判。清代捐官本是合法买卖，但这个布贩子太不通窍。按当时的规定，官员上任前需得引见。所谓引见，就是见皇帝。皇上问他做什么出身，为什么要捐官。赵某不会讲漂亮话，直说了：“我私下以为做官比卖布生意更好些。”皇上大怒，革了他的职。赵某非常气愤，跑到吏部大闹，说：“既然夺了我的官，就该把银钱退还给我！”吏部尚书哪里肯退钱呢？罚下去掌嘴五十，抽了一百鞭子，赶出吏部衙门。明代冯梦龙《古今谈概》记有一事，说的是明世宗时通州边事紧急，皇帝怒而杀掉兵部尚书丁汝夔。官员们感叹说：“仕途如此险恶，做官还有什么意思？”有人却笑道：“如果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那就不要做了；如果一个月杀一个，还是要做的。”

自古有道：千里做官只为钱。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现代官员不能再是这种心态。可是，目前升官发财的思想，似乎仍在有些人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伊渡：但是，能做官的毕竟是少数，能做大官的更加是少数。绝大多数干部只能在官场上庸碌终生。

王跃文：这就是那个西方寓言所说的，潘多拉盒子里还留有希望。官场上，升官的希望吸引着所有的人，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努力工作、小心做人、拍马逢迎、投机钻营、贿赂上司，等等。可悲的是很多人虽然如愿以偿，却丧失了人格和人性。几乎有个规律，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然贪得无厌；凡是当孙子讨来的官，必然欺压百姓。有媒体披露，广东省番禺市原公安局局长因贪污巨大而被判极刑，可他在遗书中追悔莫及的却是这两大憾事：一是曾经花天酒地，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家里有几瓶却在抄家时被没收了；二是在香港等地出入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