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授权指挥哪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儿算哪儿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导致这种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于咸丰，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

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被团练制度干掉了，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所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并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坚壁清野议》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做“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做“降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联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有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以江浙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定太平军吗？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这是客观规律，皇帝说话也不管用。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沿江东下，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长江以前，可以归其类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据”了。下长江以前，太平军一直被追杀虽然攻城略地，一路席卷，但总显得狼狈，不无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尴尬。一旦进入南京，改元建国，粮饷充足，士气旺盛，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后，洪秀全立即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胡以晃率领西征军，北边打到静海，西边打到武汉，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更重要的则是，太平天国由始至终，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不但远高于绿营，也略高于湘军和淮军。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做统计，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胡林翼在湖北做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后来收复，胡林翼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乃至教导部下不妨“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太平军中石达开、李秀成不但善战，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