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卢旺达做过“赤脚艺术家”的美国作家泰丽·威廉斯在她的书《沙漠四重奏》中说“风，说出这个字，就有一小股微风从你嘴边送出。对着一根点燃的火柴说出这个字，火焰就会熄灭”。

今年夏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我天天遇到风的拥抱。我什么也没说，风已经把我的头发捋到后边。到草原，你迎接的是无边的绿色，迎接你的是风。当绿色满目，我们忘了透明的风。风拂过你的耳垂，翻你的口袋，把女人的裙子变成长裤的样式。清晨的风湿润文静，是吹排箫一般轻轻的气息，风里有一些白雾。傍晚的风如同散步的人，像水从高地流入一个宽阔的池子，向四面八方散去。草原的夏季风不生硬，不冲撞门窗。它们像歌声一样韵律整齐，风中带着太多的树的、草的、河流的体香，因而不粗暴。城里的风——夏季常常没有风——会突然冲进屋里，门窗叮咣，强盗也不过如此，或者像贼，偷偷地溜进来。城里的风没有衣裳，没有树与河流的生命气息，它们是被工业化激怒的发脾气的人。

我在草原的风里感受流动，感受这些风穿过了一万片树叶之后吹到我的前额上，稍作停留，再赴远方，这与生命或时间的生长与流动是一样的。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叫时间，让光溜溜的风吹过他的脸和手臂，他就知道刚才路过他皮肤的轻微的抚动就是时间。风走了，它像时间一样永无停留。去了谁也不知晓的地方。世上有那么多椅子，体育场空着数不清的白色台阶，但时间与风从不在上面坐一会儿歇一歇。谁也没见过坐在路边歇息的时间。今年夏季，我常常想起泰丽·威廉斯说的话——“风，说出这个字，就有一小股微风从你嘴边送出……”接着，我感到风从四面走过来，它们手拉着手。如果在傍晚，能猜出这些风带着微微的笑容。我曾经划亮一根火柴，对它说——风，声音再大一点——风！看威廉斯的咒语灵不灵。火苗依然袅娜地燃烧着，我用英语说——就像泰丽·威廉斯当年说的——wind，英语也没管事，因为这是中国风，或者叫从大兴安岭吹过来的呼伦贝尔风。

阿龙山是根河市的一个镇，在大兴安岭腹地，镇内有三十万公顷林地。在这里，我没见到“阿龙山”，但登上了奥克里堆山，山顶有古冰川遗迹。我们去过的地方还有蛙鸣山和鹿鸣山，这两座山均有一块飞石矗立。我对石头长得像什么没兴趣，各地都有一些智障者为当地的石头起名，问游客这石头像不像某某？好像帮助患失忆症的游客恢复关于人间的记忆。我喜爱植被，如果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是人，我在根河已见过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青翠、干净、洁身自好；“他们”安于本分，满意于自己安居一隅。在云彩的影子和雨水下面，我觉得草木都发出了笑声。恍惚间，我似乎看到青草与树正发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虽然我找不到它们的面孔。没有面孔的植物用整个身体来笑。风来，草的腰身和叶子前仰后合，好像拔腿去一个地方；又犹疑了，而后再往前走。它们拉着其他草的手，揽着它们的腰，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想跟它们一起笑，却怕笑声太突兀。荒野里传出人的“哈哈”的笑声似不妥当。草的笑声是“唰唰”，树的笑声是“飒飒”，“哈哈”显得愚蠢，但人的声带也只能发出这么一种声音，人还没进化到草的程度。

我在阿龙山的树林里行走。如果说阿龙山一无所有的话，它没有的只是高楼大厦、超市和雾霾。这里盛产树和草，树长在了山上的每一寸土地上。从山顶看过去，只有河流和公路没长叶子，不绿。再往前看，村庄中有一个养狐狸的饲养场，几百个长方形的笼子像棺材一样横置在饲养主面前，其余地方都被树木覆盖。树和树在这里相遇，就像人和人在超市里见面一样，只不过树不推购物车。山上长满原始次生林，由于多年禁伐，这些树形成了森林的样貌。在山上，我见过一株老死的树，我特别高兴，围着这株树看。别人奇怪于我的兴奋。我说，我从小看到的树都不幸变成了木头，之后变成家具、房梁、窗框、斧把和马勺把，高雅的存在是琴的音箱。它们是在生长中被伐掉剖解的树，永久性地离开了树根和绿叶。我所看到的另一些排成行、长树叶的树也不过在等待砍伐，就像我看到的羊肉和羊群一样。我看过唯一的老死而不是被砍死的树，是在四川海螺沟风景保护区。在阿龙山看见了第二棵老死的树，我当然高兴，就像我见到一位百岁寿星而高兴一样，不一定他非是我爷爷才高兴。这株寿星树倒向山下，一部分泡在溪流里。它的直径约有七十公分粗，已经腐朽了。看这株树，顶算看到了它肚子的解剖图，最里层的树心已朽掉，树干变得像一条长长的独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