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昆明物价一度高于全国,币值剧贬,物价飞涨,物资匮乏。褚时健清楚地记得,物价涨得最快的那段时间,货币贬值贬到上午可以买一斤大米的钱,下午半斤米都买不到了。
穷学生的生活费不多,用起来处处捉襟见肘,对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学生来说,吃不饱饭是那时记忆最深的事情。褚时健说:“我当时总结出一个吃饭的方法,食堂开饭的时候要排着队进去,我就争取人少的时候先进去,进去以后我只打半碗饭,别人打满满一碗,还没吃到嘴,我这半碗已经两三下扒完了,再去满满打一碗,这就等于他们每顿吃一碗,我可以吃到一碗半。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直到现在,我吃饭都比别人快。”
1944年冬日的一天,堂哥领着他到学校附近小巷里的一间小屋去拜访闻一多先生。小屋里,闻先生正在昏暗的灯下刻章。褚时健和堂哥一起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课。他万万想不到,闻先生住的地方这么简陋。
从闻先生家出来后,堂哥告诉他,你看见外面挂的“闻一多治印”的招牌了吗?闻先生是金石名家,放到过去,他的刻章求都求不到,现在昆明的物价这么高,先生一月的工资不够八口之家的衣食开销,他是用自己的金石篆刻之技,赚一点儿生活费。
褚时健后来知道,其实不只闻先生,很多大学者、名教授,在昆明的生活都远不能和当初在北平、天津时相比,但他们坦然面对,用各种方法渡过难关。这种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风范,让他敬佩不已。褚时健想,教授们尚且如此,年轻人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
当时龙渊中学的校方不包食堂,交由学生管理。买东西、记账都是学生负责,这个负责的学生叫伙食委员,伙食委员是由学生选举的。校方的事务主任把收到的伙食费交给伙食委员,买米买菜等一切事项,就由他来安排。
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褚时健精于计划、行动果断的特点,选他当了伙食委员。
褚时健说:“大家选了我,我就要负责任,要把食堂办好,这才是我的性格。”他认为,要想管好伙食,关键是买米买菜,买得价廉物美,伙食就能办好。而要想价廉物美,先得搞市场调查,摸摸行情。
那时,有些米店头天晚上给大米加点儿水,这种潮米称起来重,但煮饭就煮不涨。还有的米店是用加石粉的法子欺骗顾客,加了石粉的大米看起来又白又亮,但淘米时白石粉一洗就掉,出饭量就打了折扣。褚时健从小练就的生活技巧此时发挥了作用,这些伎俩瞒不过他。他抓点儿米一看,就知道干得是否透;拿嘴一咬,就知道有没有回过水;用手一搓,就晓得加没加石粉。几天工夫,就连市区哪个集市的菜便宜,哪个小贩的秤准不欺客,他都摸了个一清二楚。
“老师把钱交给我,我把钱数数,一路小跑到车站。从那里进城,赶到米店,先把米买了,不跑快点儿,米价涨了,伙食费就不够开销了。再一个就是买小菜,过去是炊事员买,他是个四川人,会吃回扣,所以伙食水平明显和花的钱不符。我们自己买,一分钱不差,还买得便宜。最得意的就是我当伙食委员的时候,大家的肚子可以放开吃。”初中三年,褚时健多次当选伙食委员。他评价自己:“同学们还是认可我这个伙食委员的,要不然,我一个初中生怎么会管全校的食堂呢?”
“不过,我们也占点儿小便宜。星期六晚上,昆明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们外县的人不多,就三四个。星期六下午打打篮球,肚子很饿,食堂的钥匙我拿着,我们就开门进去吃冷饭。几个同学,每人用大碗满满地摁一碗,买点儿辣椒炒炒豆豉,一小碗豆豉下饭,就吃了好几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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