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军的部队编制并不完整，一些称呼也谈不上规范。成员主要是农民，大致来源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一直坚持革命斗争的老游击队员，二是南盘江地区的受苦农民，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学生，四是起义的国民党士兵和收编的土匪民团。成分复杂，素质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希望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老百姓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褚家兄弟在这支成分复杂的部队里显得很不一般，他们都有文化，参加过学生运动，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又是农家子弟，能吃苦，不怕累。褚时仁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被任命为二支队7连的指导员；褚时健在9连任排服务员，大抵相当于代理排长；褚时杰在8连当战士。

说是主力部队，实际上自救军的底子还是游击队，实力无法和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抗衡。因此，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一直在弥勒、陆良、师宗一带的大山里转战。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地方政权还处于地下状态，实际上部队没有一块可供休养生息的根据地。没有固定驻地，没有粮食供给，部队的条件十分艰苦。用褚时健的话说：“洋芋、刀豆半个月半个月地吃，一粒米都没有，更别说油水了。”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打了退堂鼓，还有人开了小差。褚家兄弟没有动摇，在队伍中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部队要打仗，对新入伍的学生兵进行了短期的射击训练。打枪，褚时健毫不陌生。他从小就跟着大人上山打猎，家里的捷克造步枪用得得心应手。不过，他仍然十分认真，光瞄准就练了半个月。这一来，褚时健的枪法就胜人一筹了，成了连里的神枪手。

这个本事跟了他一辈子。在被划为“右派”的日子里，在哀牢山，他有一枪射杀两只麂子的故事；80岁时，在玉溪驻军靶场比试，现役的团长败给了他。

1949年5月，经中央批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二支队”，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这时，部队的武器装备状况开始好转，连队配发了轻机枪，褚时健也有了一支79式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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