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征粮被老百姓称为“二次征粮”。这一叫法不无道理，因为政府已经向百姓征收过当年的粮税，百姓不管政权变更，他们只觉得一年应该就交一次粮。当时省委下达的全省新征的公粮数为7-8亿斤，对刚刚迎来解放的云南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云南和平解放，各种势力的角逐如高原江流，表面波澜不惊，底下暗流汹涌。当时的地方政权主要由部队接管。云南不是老解放区，对民众的教化还没有开展，可以说，群众基础比较薄弱。

可几十万大军等着口粮，征粮刻不容缓，部队服务团的人员也加入征粮的队伍里。这些人在征粮工作上存在先天的缺陷：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熟悉当地情况，语言不通，和农民谈不到一块儿，用部队的模式处理农村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还有些人看不起云南本地的干部，认为自己觉悟高、党性强，遇事不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征粮方案由上面决定，任务逐级分配，一直到村到户，农户田多的多出，田少的少出，说白了，重点是有田有地的富裕户。说是富裕户，并非全是大地主，不过家境稍好些，存粮也有限。加上征粮干部对政策的把握有差异，群众基础薄弱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反征粮举动。

征粮开始不过三个月，云南全省发生大大小小的动乱就达到几百起，参与人数达到了几万人。小规模的行动就是干扰征粮，制造百姓与政府的矛盾；大规模的就形成了暴动武装，攻占政府机构，抢走公粮，杀害征粮干部。在一些地方，每征收一万斤粮，就有一位征粮干部惨遭杀害。春天开始的征粮工作，到了初夏就发展成了对暴动分子的武装镇压。

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赓将军在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老百姓称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救命恩人，可是土匪当着几十万救命恩人的面就敢杀人放火，这究竟是为什么？

褚时健当时只是个小小的征粮组组长，他无法回答这个大大的“为什么”，可他心里很清楚，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怎么完成，脑子要有办法，办事要有章法，乱来解决不了问题。

褚时健认为，征粮最关键的是确定每户交多少粮，有多少田，是什么样的田，单产有多少。扣除每家的人头粮，余下的才能交为公粮，搞不清，你就收不上粮，收少了，完不成任务；收多了，农民根本交不起，这不就产生对抗了吗？又黑又瘦的褚时健挨家挨户摸情况，和农户们聊得很热络。农民喜欢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也不藏着掖着，谈天说地间，褚时健心里有了数。村里的干部对褚时健说：“你样样都搞清楚了，我们糊弄不了你，你说多少就算多少。”就这样，褚时健的第一次征粮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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