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几年，被称为“天翻地覆”是名副其实的。过往的一切都被颠覆，包括价值观和认识论。面临种种变化，人人都在努力适应，生怕被洪流冲到岸边，成为被革命的对象，褚时健也不例外。他家有三亩好田、十几亩薄地，虽说生活不富裕，连自己上学的费用都要靠假期烤酒来赚取，但比起没有地的农民，明显又好很多。定成分的时候，客观点儿是富农，搞不好还定个地主。褚时健把弟妹们带出来时，除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什么都没拿，图个清白。

褚时健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在已经开始的“减租退押”和紧随其后的“土改”运动中，政策执行者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斗争的形式。斗争极端的地方，吊人、沉塘、假枪毙……都出现过。

褚时健带领的工作组有四十多号人，其中有一个叫张贵仲的队员，是个“二杆子”。群众揭发说一户地主家有一百两黄金，他不调查，立马就逼地主交出来。地主喊冤说：“我哪里有这么多金子，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一百两金子。”张贵仲不信，非逼着地主交，领着地主去山洞里找藏起来的宝贝。地主没有，就想跳山洞求死。没承想跳下去没有死，又被工作组抓住。晚上，张贵仲把地主捆在柱子上，拿了一扇农民磨面的石磨吊在他的脖子上。张贵仲说：“明天早上我来看，再不认，我就枪毙你。”第二天早上，一打开门，那个老头精神抖擞地说：“谢谢共产党了，我一辈子还没有挂过这么大的牌牌。”张贵仲急了，又拉出去假枪毙。这样搞来搞去，地主也不怕了：“大不了就是个死，你们什么都拿不到。”

听说了这个情况，褚时健皱起了眉头。他知道，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人们往往喜欢把事情搞过火，认为这样就是党性强、觉悟高，生怕人家说自己同情地主。褚时健对张贵仲说：“实事求是地讲，他有一万块钱，能拿出九千元，就很不错了。但是他有一万，你要他交十万，他拿什么交？一百两黄金，像这样的乡村地主不太可能有，你们这种做法搞过火了。过火的后果，就是工作的阻力更大，反对我们的人会更多。”褚时健找这个地主谈话：“你说没有一百两，我相信。那你有多少，能交出多少，你自己说。”后来，这个地主交了十两。

褚时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党是五体投地地信服。当时的政策就是要地主交出浮财，交出多余的土地，这是政策，我们不能质疑。只是在具体工作中，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能过分，地主也是人，要吃饭，他也要有土地嘛，也要发新地契，让他们自食其力才对。我们打破旧世界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能搞成新的不公平。”

盘西区有一个村叫小龙潭村，共有一百多户人家。1952年年底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时，新上任的区长褚时健搞调研，到了这个村子。他发现田间地头没有一个干活儿的农民，就想和村民们谈谈，土地分了之后该如何发展生产。可等了半天，也没人来见他，上街去找，农户看见他就绕着走。褚时健心生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他找到了村干部。村干部说：“我们这个村子全部被定为反革命了，门都不敢出，哪个敢来见你？”褚时健很吃惊：“怎么一个村子全是反革命分子，这不太可能吧？”他一了解才知道，搞“肃反”的工作组认为，既然一贯道是反动会道门组织，那么凡是参加了一贯道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小龙潭村的村民的确都参加了一贯道，这个结论就是这么来的。

褚时健听出了问题，农民嘛，总要种地，日子才能过，现在连地都不敢种了，还怎么活？褚时健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判断，一个村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如果把一个村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那就是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了，这个评判标准肯定有问题。他急忙到县里反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县里领导很重视这个意见，派县公安局的同志和他一起下去，重新甄别。最后，只有一贯道的坛主被定为反动会道门头目。这样一来，群众才敢接触工作队干部，开始了春耕秋收。

“我们这些工作完成得不错，关键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还是那句话：办事情要讲情理。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政策观念都应该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如果说多数人都是我们的对头，那就要怀疑我们自己了。”

当时，有发现问题的眼光，而且还敢讲出来，并且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年轻干部可算是凤毛麟角。县里的领导认为，小褚是个朴实肯干、工作能力强、办法多的好苗子。就在这段时间，参加革命已经五个年头的褚时健，加入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