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在全国“反右”斗争已近尾声时，褚时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褚时健记得，当时县团级干部属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从省里发出的。

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最可能的结果是脱轨。褚时健脱离“轨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赶往大庄，交给妻子一个几百元存款的存折，告诉她：“这是你和映群今后的生活费，一定要收好。”

马静芬从丈夫铁青的脸上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

褚时健说：“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你们母女两个要好好过。”

褚时健匆匆告别了妻女。他还要和一个人告别，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时俊。

他赶到昆明，见到在省电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时俊听到这个消息无比震惊：“你不是‘反右’领导小组的吗？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褚时健也在问自己。在被正式宣布为“右派”之前，他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可能没想过。但这个疑问，只有自己琢磨，没有人会告诉他。那时候，人与人不能敞开心扉，人对人不能毫不设防，别人帮不了你，就像你无法帮别人。但这天晚上，对着自己的堂哥，褚时健终于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褚时健分析，自己“中枪”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那个“右派分子”百分比。别的单位那么高，怎么你们搞的反倒降低了呢，这不是同情“右派”是什么？

听着堂弟的话，褚时俊心头一阵阵发凉。这个搞学生运动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

褚时健说：“我堂哥从小生活条件优裕，后来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又是技术型的干部，各种运动都没受过什么冲击，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并不多。我跟他讲的事情，让他很吃惊。他劝我，说党的政策肯定是好的，只是执行的人出现了偏差，这种情况可能是个别的，要想开些。他还要我相信党，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

那一夜，兄弟俩没有睡觉。褚时健说：“我们两个一夜到天亮都在说话，第二天，我就到元江了。我们兄弟中，我和他的关系最好。他有才华、能力强、能说能干。我当‘右派’的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已经是电力局局长的后备人选了。但他实践经验不如我，不了解党的运动。记得当时我和他谈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时，他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就在于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人民战争。我告诉他，我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人民战争要人民自愿，人民得了利益，才有积极性，才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褚时健走了，带着堂兄的嘱托，踏上一条未知的漫漫长路。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一顶后补的“右派”的帽子落到了褚时俊头上。他被解除职务，下放到阳宗海发电厂。

“他小时候没吃过苦，身体不如我结实。下面太艰苦，没有粮食吃，他得了肝炎，没有营养又没有药治，不到半年就死了，死的时候还不到36岁。”

这是褚家出来闹革命的五兄弟中第四个倒下的。之前堂弟褚时杰早在部队迸藏的途中就牺牲了。

几十年后，褚时健语气平淡地说：“这下，我们几兄弟就单剩下我一个了。”

下载【看书助手APP】官网：www.kanshuzhushou.com 无广告、全部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