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它带来的变化，也让玉溪卷烟厂这个之前几十年如一日的老国企开始显露出生机。

好消息！要调工资了！这是烟厂职工二十多年来都没有听过的消息。但也有一个难题，凋工资的名额比例只有40%，怎么调？其实也没加几个钱，但这不仅是增加工资的问题，还涉及对职工工作的肯定，这可是让人头疼的问题。人性常常如此，没啥盼头的时候，人们都相安无事，有点儿盼头了，反倒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麻烦来了。

褚时健对此极为重视，他本想请党委书记林某某来定这件事，但林书记在玉溪卷烟厂比褚时健多待了四五个年头儿，他知道这里的麻烦。这一次，林书记干脆住院去了。于是，褚时健请一位副厂长专门管这事儿，挂牌办公，接待反映调资问题的职工。

上级定的调资比例很滑稽，调40%，意味着可能失掉60%的人心。果然，在第一榜公布后，风气好转没多久的厂子又乱了起来，榜上无名的职工开始集体怠工，发泄不满情绪。

眼看就是一次工潮，褚时健着急了，他去医院找林书记商量对策，却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气急败坏地回到厂里来。一位副厂长甚至带着嘲弄的口吻对他说：“褚厂长，您怎么急成这样？别急坏了身子。”

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也免不了明争暗斗，党委书记关系网中的一帮老队伍，那些褚时健来了之后被迅速边缘化了的派系头头儿，也正希望借这次内乱赶跑褚时健。

烟厂第一车间的制丝车间已经闹出了事，职工群起围攻车间主任，褚时健闻讯从医院往回赶。大家把车间主任围在中间，看到褚时健出现，大家围了过来，闹得最凶的竟然是年轻的技术员邱建康。褚时健纳闷儿，邱在调资的名单内，他闹什么呢？

从群起的议论声中，褚时健知道这次调资确实问题不少，有点儿职权的都拉拢扶持亲信，邱建康是出来打抱不平的。褚时健一言不发就离开了。回到办公室，他让人通知邱建康来见面，同时让人把调资的所有资料拿来研究。

邱建康来了，这是他们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后来唯一得了褚时健真传的年轻人，最终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但当时的他像个愣头儿青，在褚时健面前直言无畏。褚时健和声细语地和他聊了一会儿，了解了个中情况。他明白分配是一门大学问，尤其对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但此时，他也找不到良策。

研究资料，寻找对策，褚时健一宿未眠。第二天，褚时健决定，将40%作为全烟厂整体的调资指标，而不是把这个指标僵化地执行到每一个车间。这样，他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尽量把机关和后勤的名额让给一线的员工，一线车间可以突破40%，达到60%，甚至是70%。

最后的方案出台，大多数人表示接受，职工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这场风波总算过去了。这时候，生病住院的林书记也病愈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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