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静芬的哭其实不是源自褚时健，而是觉得“委屈”。她跟褚时健说，学校里正是有些嘴脸丑恶的教师存在，才有不正之风的。一股脑地，她把呈贡县教育界的种种腐败都说给了褚时健，听得褚时健一身冷汗。

在褚时健的心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是不允许有一点杂质掺入其中的。可他从这名年轻教员的话中，听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褚时健有点为难了，因为科长之前交代过，这个女教员蛮横不讲理，可眼下的实情，却是一个弱女子在用自己的方式与“黑暗势力”做斗争，到底孰是孰非？

为了摸清真相，褚时健背着科长，私下里找来了几位老资格教师了解情况，结果发现，马静芬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一瞬间，褚时健对这位年轻、漂亮又充满正义感的女教员马静芬肃然起敬。

在随后的一次次交谈中，马静芬也从褚时健身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教育工作者，这个年轻的副科长和自己一样，有着崇高的信仰，充满了正义感。可以说，两个人是“不打不相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交谈，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后来，只要褚时健一有空，就会去学校找马静芬，不光是谈工作谈学校，也谈人生和理想。日子一长，两个人彼此产生了好感，恋情也慢慢浮出水面。

有一次，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山坡上，褚时健对马静芬说：“我这个人是吃过苦的人，跟我在一起，只怕也会跟着吃苦。”马静芬听了之后说：“苦点怕啥？只要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快乐。你到哪，我跟到哪。”就这样，1955年冬天，褚时健和马静芬牵手结为伉俪，组建了属于他们的家庭。而在这一年，褚时健还当上了玉溪行署人事科科长，可谓是双喜临门。

出身于大户之家的马静芬很体贴丈夫，没要求新房，也没要求任何彩礼，他们的婚礼更简单，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凑个热闹，就算是结婚了。

褚时健和马静芬没有置办什么像样的家具，只不过是让双方的同志们聚在一起，吃点糖果、喝点茶、开开玩笑罢了。当时，马静芬还高唱了一首《红梅花儿开》助兴，褚时健也被“闹洞房”的逼着唱了一首《渔光曲》，最后幸福地接受了双方领导对他们的祝福。

不过，结婚之后的褚时健和马静芬，很快就分居了。一个继续在玉溪当科长，另一个在呈贡当教师，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相聚在一起。一年过后，马静芬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褚映群。又过了一年，小两口开始时不时闹点别扭，然而再过一年情况就变得危急了：马静芬向褚时健提出了离婚。

在旧中国，离婚几乎是男人的特权，妇女想也不要想。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妇女地位得到了提高，离婚也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作为社会主义的新女性，只要对婚姻不满，也有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

当时的情况是，马静芬不满和丈夫的两地分居，而女儿褚映群又是跟着爸爸在玉溪生活，马静芬则在一个叫大庄街的小学当老师，虽然距离玉溪只有5公里，然而由于工作很忙，所以她十天半个月才能见到女儿一次。此外还有一个外部因素是，马静芬得罪了玉溪县的文教科长，所以导致她的人际关系非常紧张。每次从学校回到家里之后，马静芬就会向褚时健大倒苦水。

让马静芬没想到的是，褚时健对她的遭遇不仅不表示同情，反而觉得是她自己造成的，总是对她说：“你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干好本职工作，不要乱讲。”

马静芬失望透顶，她没想到作为丈夫的褚时健竟然对自己这么冷漠，于是她只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很快，马静芬决定要在学校里贴出大字报，批评专横跋扈的玉溪县文教科长。其实，文教科长也在等着这张大字报，他也早就看马静芬不顺眼了，当时正好赶上反右斗争，如果马静芬真的贴出去正好给了他打击对方的一个绝好机会。

与此同时，褚时健也知道了这件事，不过他没有表示对这个问题的反对，而是告诉马静芬不要和文教科长闹得不可开交，这样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最后，马静芬没有贴出大字报，但是却和丈夫闹起了别扭，一个多月不回玉溪一次。最后，马静芬给褚时健写了封信：

我在乡下实在没意思，太孤独。结婚没意思，太没意思了。每次回城见到女儿，我都要在心中流泪，我对不起孩子，没有给她应有的母爱。我现在唯一的愿望，也是对你唯一的请求，就是能让女儿回到我身边。我太孤独了，需要有人作伴。不知这个你能理解吗？你能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请求吗？

褚时健收到这封信之后，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或许他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