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最好的厂子是化肥厂。褚时健还了解到，1979年玉溪卷烟厂的年产量还不到30万箱，生产的红梅牌香烟，绝大部分根本卖不出去，只好堆在库房里任其腐烂变质。难怪当时职工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红梅红梅，先红后霉。”

褚时健很清楚，玉溪烟厂之所以变成这副样子，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的，因为它一直吃着大锅饭长大，经过了20年的发展，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就连使用的设备也是国外早就淘汰的破烂。用这样的家伙生产出来的香烟，能卖得出去才怪。

虽然褚时健在糖厂干了14年，但是像玉溪卷烟厂这样的大型企业，他还是第一次接触，缺乏相关的管理经验。不过褚时健认为，一个人的潜能是无穷尽的，只要将职工的干劲激发出来，推翻陈旧的管理机制，玉溪卷烟厂也会有改头换面的可能。

以人为本，人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这是褚时健当时最清醒的一个认识。

为了充分了解这个半死不活的烟厂，褚时健开始了认真的走访调查。首先，他来到了厂房，发现那儿的生产环境相当恶劣，烟灰能把人呛得窒息掉，温度也很高，烤得人热汗直流，噪音也很大，吵得人脑子嗡嗡作响。工人的状况是：上班一身臭汗，下班一身脏灰。如此糟糕的工作环境，工人得到的报酬也很低，每个月人均工资是30块钱。

随后，褚时健又来到了职工宿舍。发现一家三代人挤在一个仅有2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一个烟厂的老职工，家里的居住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却住着六七口人，褚时健当场就流出了眼泪。原来，这位老员工在文革期间备受折磨，没想到文革过去了，他家的生活境遇还是没有任何改变。就连孩子半夜去趟厕所，都只能摸着黑提心吊胆地到院子里。厨房也是公用的，邻居们轮流做饭。

最后，褚时健又来到了库房，发现当年生产的30万箱卷烟中有6万箱堆积在仓库里，原因是没有销售渠道。于是，褚时健不得不思考起来：为什么烟卖不出去呢？后来经过认真的调查他发现了原因。

一个是原料比较差，而且不对香烟进行分级，有时候一根烟切下来，头是空的，显得十分“山寨”，这样的烟能卖出去就怪了；二是管理制度存在问题，一盒烟应该是20根，结果出厂之后有的是17根，还有的是18根，甚至还有一条烟里只有9包的情况，一箱烟竟然能缺2条，谁进了这样的烟能不骂街呢？最可气的是，连原料煤灰都能装进烟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褚时健认为，市场不接受玉溪产的烟，是完全有道理的。

走了一大圈之后，褚时健思考的问题更多了，他认为工人们确实是在努力工作，也有奉献精神，但是他们得到的待遇却不高，连起码的居住环境都保障不了。这时候他才深深地意识到，作为一厂之长，他不仅肩负着带领烟厂改善经济效益的任务，也承担着带领员工脱贫致富的重任。褚时健认为，要想让大伙一门心思地跟他干，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善工人的待遇，这才能留得住他们的心，才能激活他们的潜能。

褚时健准备改写玉溪卷烟厂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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