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在徐志摩接编的《晨报副刊》上，用了英国画家毕亚兹莱所作的一幅敞胸半裸的女性黑白画像，同期刊登了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在后记中，徐志摩称“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

十月八日，《京报副刊》发表了重余（陈学昭笔名）一篇题为《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对凌叔华所绘的这幅画像提出指责，说这是一幅公然剽窃他人的作品。论者言之凿凿，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不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又一篇小说《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又一署名陈牧的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零零碎碎》一文称，“最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即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吗？”

接连两次受到指责，对于刚刚走上文坛的凌叔华来说，无疑是两记闷棍，这种羞辱实在让她难以忍受。

第一，所谓剽窃毕亚兹莱本来就是一场误会，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之后，要改变这个副刊的单调刻板，要重新设计刊头，找来找去，找了几个人所设计的画稿都不满意，于是便去找擅长绘画的凌叔华。在凌叔华家里，他们找出一本画册共同翻阅，结果选中了一幅半裸女郎招手的插图，因为时间太紧，徐志摩要把这张画页撕下来带走，凌叔华舍不得毁了画册，徐志摩便让她马上描下来，晚上就交去付印。在刊出这幅作品的《晨报副刊》上，除了徐志摩的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的文章，谈了他办《晨报副刊》的态度和方略，还有凌叔华的一篇小说《中秋晚》和梁启超的三首词。没想到，因为徐志摩的一个技术性疏忽，让凌叔华蒙受了不白之冤。出刊的当天晚上，在一个朋友聚会上，大家谈起新出的副刊，徐祖正、邓以蛰说，这幅画是毕亚兹莱的，责怪徐志摩没有写明白，凌叔华更是着急，说又该人家骂了。徐志摩说不忙，他正想作一篇长文，说明为什么想用那幅刊头画，正在找一本卡图勒斯的集子，他记得毕亚兹莱的画是为图解卡图勒斯一首诗而作的，那首诗的内容他不知道，所以得看了书再写，问过几个朋友，都说找不到这本书。

重余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不仅深深伤害了凌叔华，也让徐志摩非常难堪。文章先说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学者专家随处皆是，真所谓要一百只焦黄狗不易得，艺术家文学家碰脚走的！这些艺术家与文学家既然是“超狗者”的了，终于没有一点声息，而被我等得不耐烦了。文章末尾指出这幅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按：毕亚兹莱又一译名）的：

琵亚词侣是英国人，他现在已变为臭腐，已变为泥土。总之是不会亲自出马说话的了！但这样的大胆是要当的吗？万一有彼邦的人士生着如我的性格一样者，一入目对于这个“似曾相识”起了追究，若竟作大问题似的思索起来，岂不使我觉得难受！

可是仔细想想我又何必着急替人家难受？反正人家有这样的本领做这样的事，呀哟！真——算了罢！

徐志摩当天便写信给《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说明事情的经过：“幸亏我不是存心做贼，一点也不心虚，赶快来声明吧。第一我先得把重余先生这份骂完全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再说，绝对没有旁人的份。”“并且有便时转致重余先生以后多多教正，同时我得对替我摹制图案人深深的道歉，因为我自己不小心连累了她也招人错怪了。”

他要孙伏园将此信刊出，为凌叔华辩诬。

孙伏园于是在十月九日刊出了此信。

第二，所谓抄袭契诃夫小说，凌叔华也是冤枉的。新文学运动初期。借鉴和模仿国外作品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经阶段，不能认为有某些“相似”，就简单地视之为“抄袭”。《花之寺》是否是“抄袭”作品，文学界已有定评。即使在当时，徐志摩、吴宓、阿英等名家均有中肯的评价。

鲁迅（188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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