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徐志摩“出国时（1923—1924）把许多书信和日记留给她。这些东西直到他去世时（1931年）她还一直留着。我想当徐志摩的遗霜（第二任妻子）试图讨回那些信件时曾发生过不少不愉快。徐志摩还爱过林徽因，她也给他写过信。我不理解为什么从我母亲那里找不到徐志摩书信或诗歌的片言只字。我的猜测是她嫉妒徐志摩的朋友们，并且可能变成他秘密的敌人。我父亲是他的好朋友。我猜我父亲是经徐志摩才介绍给我母亲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朱利安又给好友埃迪回信这样描述凌叔华：

她很害羞，言谈举止都显得害羞……这是迄今以来我最奇特的一次恋爱。她紧张而且热情，就像你的宿敌海伦（苏塔），她也总爱自我折磨、悲观，常需别人肯定。她们的嫉妒心都强，不愿意失面子。但另一方面，她聪明、可爱、敏感、热情，还是个狡黠的小说家。她是社交的完美导师，帮我挡去了无数的花招。

埃迪·普雷菲尔深知朱利安专爱与女人调情的一贯作风，处处带着布鲁姆斯伯里的习气，他建议朱利安注意流言，不要胡作非为。

朱利安并未听从母亲和好友的告诫，停止自己的“浪荡子”行为，反而变本加利地实施他的“情感攻略计划”，目标很明确，就是拉凌叔华和他“上床”，虽然他的性病使他不免尴尬。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他频繁地给他的母亲写信，竟有十数封之多。

四

一九三六年一月，他打算与凌叔华一起去北平待上三周，“到那里去同床”。

一月十日，他写信给母亲列出向凌叔华的“情感攻略计划”：

一、此事绝对保密，偶尔去汉口找宾馆过夜；

二、征得她丈夫同意后离婚；

三、她可以住到比较近的地方，我可以去看她；

四、我想办法调动到另一所学校去，然后她也可以去。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话，我可能和她结婚（我希望按中国法律办，因为这里离婚的程序简单一点，只要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宣布离婚即可）。

凌叔华告诉朱利安，她与陈西滢的婚姻是出于“友好，责任和想要结婚”，这之前她与徐志摩曾有过恋情，尽管如此，她仍然是徐志摩的挚友。从上述攻略计划看，绝不是朱利安的一面之词，透着凌叔华的意志和信息。

凌叔华终于等来了去北平的时机。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燕京大学执教的“姨母”克恩慈女士病逝了。

凌叔华与朱利安商定，骗过陈西滢的眼睛，她先一步到北平参加克恩慈的丧礼，朱利安晚一步赶去幽会。可是，凌叔华到北平后，“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什么人都没去看。在房子里穿了笨重的棉衣围着炉子都嚷冷（我本来不怕冷的），在很好的太阳里晒着也觉不到温暖。旁人却都说这几天忽然变得暖多了，你来得却是好时候呢。母亲怕我病了，劝我出去走走。我说：‘不出去也好，多走一处，将来多留一处凄楚的回忆。多见一个朋友，便多一次的感慨。’我心里其实想说将来中国死无葬身之所的话，怕惹老人家难过，只得默然了。”

这是凌叔华到北平的第三天，写在《悼克恩慈女士》文章中的一段话。从这段话看，凌叔华对母亲也未说实情。实际上她在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情人朱利安的到来。

朱利安大约一个星期后出发。动身以后，他给英国好友埃迪写信说：“我正在去往北京途中，在充满沙尘的北方平原上，我将与情人度过20天的假期。”

一月十七日，朱利安在给她的母亲的信中说：

有心理准备，“纸是包不住火”、也许需要寄钱给我支付回家的路费，或听到我和她结婚并在这里找到另外一份工作，或她自杀了，如她经常威胁的那样……这一切都似乎有点不真实。

第二天（十八日），他又给她的母亲去信：

我享受着生活，就像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样：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有时就像巴黎一样奇特，你能想象还有什么比同一位情妇一起去巴黎更完美的事情吗？她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她委身于你，十分可爱，在饮食口味上也无可挑剔——是这个世界上浪漫男子的梦想……还有，我要结识中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要去剧院，要去滑冰，还要做爱。

朱利安在另一封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们很快乐，傻乎乎的……我们在一家饭店里吃饭，不过，可叹的是，在这样一家中国饭店里，你没法炫耀自己的情妇，因为你完全被隔绝在小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