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来碰碰运气。虽把进城视若危途，生死关头也只得冒险就医。但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此地不少汉人把“耍彝人”当天经地义之事。不管公立的卫生所还是私人郎中，多对他们刁难勒索，打一针“914”，公家的卫生所竟要十五锭银子。两片奎宁也要收银子一锭。一锭是二两。彝人没银子只能把牲畜赶下来卖，而汉人牲口贩子则伙同一气，拒绝收购，逼得彝人无路走就以便宜的价钱卖下来，一条牛卖不出一口猪的价钱，算起来比打鬼破费更大。更可怕的是，冤家之间，听说敌方下山求医，会千方百计用重金买通医界败类，暗作手脚，以除心头之患。

呼延是个既讲医德又同情彝胞的人，彝人来看病治伤，不仅不多收费，碰到手头没现金的病家，极为通融。先看病吃药，事后有钱的送钱来也行，没钱送几只羊子，两袋糌粑也可，并为来看病的彝人保密。绝不让敌家有隙可乘。碰上敌对的两家同来治伤，他力所能及地从中作调解。慢慢地在彝人中就传开，这位呼延比麽是个神仙般的好人，凡下山求医者多来找他。

他到彝区摇串铃，不用花钱买保。由西昌附近传到凉山腹地，彝人只要听到他的串铃响就远接高迎。

古旺元听他们反复说到呼延两字，想起团员证中夹着的那张名片，那名片从拿到手他还未认真看过。这时才掏出来看了一下。只见一面简单地用毛笔写了“呼延寒辉”四个字，别一面则是写的彝文，在一角上还画着一幅像小孩画的拙朴的画，是一个头上顶着月亮的小人，两手伸直，两脚岔开。他把名片拿给罗赤中，问道：“你们说的呼延先生是这个人吗？”

罗赤中看完忙问：“你认得呼延先生？”

古旺元说：“有一面之识。”

罗赤中说：“他一定喜欢你。”

古旺元问：“怎见得？”

罗赤中说：“他轻易不送人名片，宁可帮你一块钱也不给名片。串铃是他自己的通行证，这名片，特别是带这画的名片，是他送给好友至交的通行证。你好好带着吧，如果一个人进了彝区，有这张名片到哪里都有人管你吃住，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呼延的朋友。”

古旺元笑着又把它夹进团员证中。心里想：“堂堂一个国家干部，要落到靠这名片找饭吃，那就糟糕了！”

虽说是八月盛夏，但此地天高气爽，绿树成荫。骑马的凑成一群，走路的结成一伙，说说笑笑，并不怎么感到疲劳就到了打尖站。

这打尖站是沿河边的一个小镇，街旁有两家茶馆饭店。在茶馆洗脸喝茶的工夫，管理员已在饭店把饭定好。虽只是些担担面，豆花饭，红油抄手，风味却绝不比北京的四川菜馆逊色。只是辣得太狠，吃过后一个个都张开大口向外哈气，有的甚至连咳嗽带擦泪，虽这样也还大声地用新学的四川话叫：“这才要得！”

吃饭时曲木阿芳来找罗赤中一块吃，王庭芳也跟了过来，这一桌就格外热闹。小姑娘不说话时坐在那里挺直腰板端庄严肃，说话也有板有眼，看来比她年龄要成熟些。王庭芳听说她因为外伤后遗症去部队医院开刀的，就问她：“你是不是干活时受的外伤？”她摇头说：“不是，是跟人打仗被打伤的。”王庭芳笑道：“一个女娃家，怎么会跟人动手打架，而且受了这么重的伤呢？”她说：“去年解放军还没来，我在越西上学，上学的路上，每天都碰到个汉人男子冲我喊‘蛮女子’，要跟我耍一下！”我越骂他他越喊。我气不过了，那天上学就藏了把刀，又碰到他时，他刚喊出个蛮字，我就给他屁股上捅了一刀，他痛得哇哇叫。谁知这时来了他的几个兄弟哥，上来把我打倒，就把我的腿给打坏了，一直走路都拐。直到这次进医院开了刀这腿才又直起来。穆歌问：“被打伤后你挺难过吧？”小姑娘说：“难过啥子？我高兴得很呢？我给了他一刀，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喊我蛮女子，跟我说下流话了，我好开心哟！”王庭芳赞许地点点头说：“这才像我们少数民族的女儿，这么说对开刀你也不害怕了？”她说：“哎，对开刀我可是怕得要死咧，可是哥哥说不开刀会越变越丑，宁可死也不能当丑女娃不是吗？”穆歌又问：“你最怕什么，怕疼？”她说：“疼倒不怕，我怕上麻药，怕麻过去就醒不转来了。别人偷偷告诉我，上了麻药，大夫要叫我跟他念一二三，我只要不念，他就麻不了我，我才放心。”古旺元问：“那么大夫叫你数没有？”她说：“唉，真叫我数来！”张念本问：“你数没数？”她说：“我没数！他说你跟我数，我说不数，他说你跟我数，我说不数，说着说着我睡着了。他没麻倒我，醒来那个包包已经拿下去了。我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