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发达如江南地区，商人内部也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社会。每一种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每一个地区的商人都有自己的同乡会。

这样的好处是，一旦官府想要让商人们出钱做一些公益事业，或是提高税收什么的，自然会有行会中的头面人物出头，为大家争取一些利益。

而出门在外的商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区经商时，也能得到同乡的照应，免得被当地的商人所欺负。

但是坏处就是，行会和同乡会牢牢的控制住了中小商人，一旦商业的份额被确定了下来，基本上其他人就会被排斥进入这一行业。

也就是说，商业竞争不仅仅是产品价格和质量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宗法制度下的利益分配。

像胡广元他们二十七家典当行，经过了艰苦的商业和人际关系的竞争之后，淘汰了其他地区商人和本地商人在这些江南大城中的典当业。

就如同当初别人阻扰他们进入一样，现在他们也能制定规则，不允许其他人进入自家典当行覆盖的区域内，同他们进行竞争。

胡广元他们设想的非常好，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典当行商人，几乎在银行刚刚成立，汪逢元就把目光瞄准了，扬州、苏州、松江、金陵、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江南名城。

同崇祯着眼于布局全国，把银行网点先在两京一十三省建立起来，从而构建起初步的金融网络，让大明的财富通过银行网络顺畅的流动起来不同。

汪逢元认为，首先应该让银行在最富饶的江南地区扎下根来，比起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金，在江苏、浙江、南直隶三地调动资金，成本最为低廉，时间最为短促，而回报也最为丰厚。

这三个地区大小城镇数百个，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超过了3座，大明一半以上的财富都蓄积在这一区域。只要控制住了这里，大明中央银行就能迅速的成为一株参天大树。

汪逢元

原本以为自己要花上一番唇舌，才能说服银行中，户部和皇帝的代表。但是崇祯虽然对银行的规划有一些想法，不过却无意干涉银行内部的工作安排，他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无暇分心。

银行中的户部代表只关心，银行能不能及时的提供资金，好让户部名下的粮食系统正常运作起来。

至于代表皇帝的内臣，他们虽然是代表皇帝督促银行是否按照规划在发展，但是显然他们更为关心的，是银行能不能尽快盈利。

皇庄改制之后，宫内的进项就少了许多。虽说宫内名下的各个工坊盈利不错，但是那些盈利都被投入到了扩大生产中去了。也许过个几年，这些工坊都会成为下金蛋的母鸡，但是现在不过只是雏鸡罢了。

宫内的太监们无儿无女，如果没有得到外委的任务，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吃那点皇粮。宫内的进项多了，大家手头就宽裕些，进项少了，大家也不敢抱怨，毕竟现在的皇帝可不是个好惹的。

汪逢元提出先在江南布局的提议，那些内臣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能想着尽快让银行盈利，这实在是忠心任事的表现。至于把其他地方稍稍拖后一些，那也不代表他们违背了崇祯的意思。

缓建不等于不建么，条件成熟的地方先搞，不成熟的地方后搞。这不就是陛下所说的，要用唯物论去指导我们的工作么。

在一番运作之后，大明中央银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便大幅度的向江南地区倾斜了。

短短3个月，胡广元这些经营典当行的徽州商人便意识到，银行实在是他们的大敌啊。

他们这些典当行手中的优质客户，同样也是银行所要争取的优质客户。

而银行除了提供低廉的利息之外，还提供了一种信用担保的凭证，可以让这些商人们不使用现金，就能完成交易。

这不仅大大的减少了银行的储备金的要求，还为那些商人们降低了贸易成本和缩短了交易时间。

依托着朝廷的信用，银行很快就抢走了他们手中最有价值的客户，剩下的都是风险极大的对象。

虽然他们二十七家典当行联合起来的财力，足以压倒

刚刚成立的大明中央银行。

甚至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让扩张过快的中央银行陷入挤兑的风潮中去，但是这种事情他们也只能想想而已。

宁波、绍兴的典当业是连徽商都挤不进去的圈子，这里的典当业牢牢的被本地商人所把持着。

当大明中央银行在这两地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