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任代表期间，将会享有特殊保护。只要不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和叛国罪，除非获得他本人或是本省半数以上代表的同意，他们不会被地方官员所拘捕。

对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将会被豁免，对于中等的犯罪行为则冻结到该代表卸任之后再行追责，而严重的犯罪行为将会先通报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免去其代表的职位，方可进入司法审判程序。

总的来说，崇祯元年-崇祯二年间的这场商人代表大会开的很成功。商人代表和崇祯都很满意，他们都各自获得了想要的东西。而户部官员也很开心，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获得了一笔额外收入。

商人代表暂时还是按照19个行政区划分配的名额，每次开会不过57人，开会补助加上召开会议的费用不过2万不到，而正式代表加上非正式代表的年薪大约2万出头。也就是说，这个商人代表大会每年要支出4万2千元左右。

澳门的檀香木入口价40元每担，每年约8、9百担，总值3万余元。京城、张家口的貂皮每年贸易数量1、2万张，这还只是纳税过的数量。

最下等的貂皮1.4元/张，中等的2.8元/张，最上等的貂皮则是4.2元/张，虽说貂皮以中下者居多，但便是以2元每张计算，也要2-4万元的价值了。

而至于人参，市面上虽然多冠以高丽参，但是每年光纳税的人参就超过了6000斤，即便是按照关外的进货价每斤人参16两计算，一年也超过了9万6

千两，约合13万4千4百元。

不计算其他奢侈品，光是以上三类货物的每年销售价值就快到20万元了。以50%的税收计算，就是9万余元的新增税收。

扣除支付商人代表大会的支出，加上征税的成本，户部每年大约多了3、4万元的额外收入。这还不算，户部官员将会在这些征税过程中能够获取的额外好处。这显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会议。

不少户部官员同时也发现，以往他们向朝廷建议调整下商税，朝堂上还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民间已经风风雨雨，似乎朝廷又提出了什么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的政策。

结果往往是朝廷搁置讨论，而提出建议的官员则被斥责降级。久而久之，在商税问题上只能减不能增，倒成了大明的政治正确。

老实说，除了户部几个堂官之外，大多数户部官员都是赞成增加商税，以减少田赋的。根据太祖订下的规定，苏松地区的人员不能出任户部官员，因此可以说户部官员是受到商人势力影响最小的一个部门。

这些户部官员，特别是中下层官吏都还算是能够看明白大明财政的根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从户部收集到的地方资料汇总就能看得出，便是按照现有的税率征收田赋，都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了。

自从万历末年加征九厘银之后，各地的百姓负担差不多已经到达极限了。对于地方上的豪强缙绅把自己应当缴纳的税收分摊到其他百姓身上的弊病，他们都是心知肚明。因为有些官员在家乡也是这么干的，他们怎么会不清楚大明百姓的负担到了什么程度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加征田赋的时候，朝堂上并不缺乏反对者。因为这些官员们很清楚，看起来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不多的九厘银，不过是糊弄皇帝的数字游戏。

在真正征收的过程中，这些税款大多只会落到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的百姓头上去。这么一来九厘银就成了一分八厘或是二分七厘的重税。

而这只是缴纳给朝廷的正税，按照大明的惯例

，地方上起码要收3-5倍的数目。这倒不是因为地方官员过于贪婪的缘故，而是因为税收制度的不完整，朝廷没有给征税人员发放保障他们生活的工资和提供征税的成本，加上从地方到京城的运输费用，和各处打点的费用。

要是让地方官员只征收朝廷规定的税额，那这名地方官恐怕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因为替朝廷征税引发的亏空了。

所以只要稍稍有见识和阅历丰富一些的户部官员都很明白，在田赋上打主意不仅没什么希望，很有可能征税成本还要超过征收上来的税额。

倒是商税上面，不仅征税的成本比较低，只要在交通要道设卡就是了，只要税额低于商队的绕道费用，自然就不必害怕商人逃税。而且以大明商业的规模，可征税收的余地也很大。

但是提出增加商税的政治成本太高，在大明的政治正确舆论引导下，任何提出一个商税的官员都必然会失去****。这样一来，谁还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挽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