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才进入了九十年代，向红和赵桐他们这一批大中专毕业生还是幸运的，他们与同学们经历了多愁善感、如生离死别一般的的毕业分别仪式后，大部分还是规规矩矩地回到了老家，一边帮助父母收麦秋种，一边安心地等待着命运给他们的第一次安排。

那时的大中专毕业生国家还实行统一包分配，实际上从他们考上学校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彻底和农村拜拜了，户口农转非，国家开始每月供应粮和油，只要能正常毕业，就意味着已经有了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

到县教育局领派遣证时，已经是九月份了，向红和赵桐从南寨出发，一路骑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了县政府大院，这是她们俩二十年来，第一次跨进了县委政府的大门。

大门是生锈的铁门，水磨石的墙上挂着几个白纸红字的牌子，写着宜城县委、政府等机构的名字，油漆虽已经斑驳，但那上面的字还是让人肃然起敬。放眼望进去，院内高大的梧桐枝叶交错，绿树荫中，有灰色的大楼，有砖砌的平房，朴素的一切都给了这两个农村姑娘一个印象：庄严。

她们怯生生地准备跨进去，但又心虚忐忑，就不自觉地回头看了看门卫，但里面的人压根没看她们，这让她们放开了胆子，他们找人问教育局在那？有人给他们指路，并告诉他们，这两天学生分配，你看门口人多的那个地方就是。

进了楼门，果然看到了门口站满了象他们这样的年轻人，那时还不流行排队，大家就静静地等待着，脸上都有一种宣判前的凝重和忐忑。

其实当时的学生分配简单粗暴，就是看学校名字，会计学校分到财政局、税务局，商业供销学校分到供销社、商业公司，化工学校的分配到化肥厂，农业学校的到农业局和乡镇。相比较起来，向红和赵桐他们之所以分配到了机关事业单位，就是因为中专学校的专业划分较粗放单一，而且文科管理类性质居多。倒是一些工科大学由于专业划分较细，分配者也是望文生义，就大都将他们分配到了企业，机械专业的分配到了车间一线，锅炉专业的分配到了工厂的锅炉房，食品酿造的到了酒厂的酿造车间，纺织专业的分配到了织造车间。不过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大发展阶段，当时宜城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中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就占了半壁江山，宜城当时有一个市驻地企业丝织厂，宜城县领导的子女都是往这里安置，没有人愿意到机关单位的。当时这一类工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工资福利待遇要远远高于分配到机关事业单位的，所以当时分配到工厂的大学生有明显的优越感。但短短几年，国有企业全面改制为私有化，原企业人员纷纷解除劳动合同，下岗自谋出路，这时才显现出机关事业单位的旱涝保收的优越性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模样的女人坐在了黄色的办公桌后，如天上太阳一般万人瞩目，那女人的一个声色就决定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所以，大家都丝毫不敢错过。

那女人的眼睛透过花镜上边威严地：“赵桐”

听到叫赵桐的名字，向红还紧张了一下，对她们的宣判开始了。

赵桐怯怯地走过去。

“你是赵桐吗？”

赵桐点点头。

那女人说，“是？那就对了，这是你的。”

赵桐说，“我还要向红的。”

“你到底是赵桐还是向红。”

“我是赵桐。”

“那就对了。拿上你的到一边等去，各人拿各人的，这是一辈子的事，不要给别人代领啊。下一个马飞。”

赵桐拿上派遣证走出人堆，这才顾得上慌乱地看了一下，是县委机要科，她顾不上研究单位的好坏，只是和向红站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念向红的名字。

有人过来见手中拿着派遣证，就问他们，分那儿了，赵桐给他看了一下，那人羡慕地说好地方啊。

一个个人的命运被手中的一张纸定格，人们就或喜或悲地走了，楼道里、办公室里渐渐的人越来越少了，只留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向红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大，从众是最安全的，当大家都涌在这里时，眼巴巴地盯着那女人等待着时，向红觉得她和大家是一样的，当人群散去，只剩下寥寥几个时，向红的不安全感就从四面八方开始向他袭来，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地冒了出来，个个都是她无能为力的，难道所有的人都正常分配了，只剩下她向红一个人？

明明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但向红脆弱的心还是越跳越快，越跳越猛烈，快得让她有些承受不了，她不由自主地想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