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红结束了清查办的工作，依然回到了下坡乡，时间不长，就赶上了年末的三提五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生产资料的涨价，农业生产成本上涨，农业收入大大降低，加上三提五统、农业税逐年增加，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尤其是下坡自然条件差，靠天吃饭，那年赶上年景不大好，粮食减产，农民的收入急剧下降。

可是基层干部不管你收的多少，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乡村两级要运转。那时财政没有实行转移支付，村里乡里的各项费用都指着从农民手里收来的那点粮款呢。

所以，自然条件好的平川大乡镇与山区小乡镇的经济条件那是天壤之别，宜城乡等乡政府那时候乡里就有两辆桑塔纳小车，那帐上的钱花也花不完，书记乡长的日子悠哉悠哉。而下坡乡全乡只有一辆250摩托，基本是书记的专车，张守成还没有资格享受。

书记为了方便，就经常骑着从乡里到城里，从城里再到乡里，一趟就是300里，经过780省道，再从岔口转入三道川，沿着渐行渐窄的沙石路再走几十里，几百里的尘与土，这人一下车，活脱脱一个垃圾堆里走出来的盲流。

如果运气不好时，那摩托还经常坏在路上，就死活发动不了，于是就经常看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路上，有一个全身脏兮兮，象几年没有洗澡的流浪汉一样的人，吃力地推着摩托，时不时不甘心地坐上去，拼命地踩那么几脚，妄图想让那摩托再忽突起来，那就是下坡乡的党委书记，是下坡乡唯一有一辆专属交通工具的人。

就是那样的一辆摩托，还被一个小饭店的老板给扣了，因为欠了人家1200元，五六年也还不上，年年催，年年给不了，绝望之余，那老板一怒之下将书记任国庆截了道，拿摩托抵了债。

因为资金紧缺，村干部、老师的工资发不出，牢骚满腹，动不动就撂条子不干了；乡里的灶房开不了伙，所以，下坡的工作人员没事不让来乡里，乡政府常住人员就是书记或者乡长、话务员和秘书，因为大家来了，要吃要住，要用水用电，冬天还得烧煤烧炭，乡政府根本负担不起；乡政府外债累累，饭店接待打白条，打印复印打白条，租车打白条，买粮油打酱油打白条····，有的商户开始热情，觉得乡政府财大气粗，这公家的业务自然油水丰厚，但只见赊出去的，不见赚回来的，欠得多了，年年累，年年拖，人家就不让打白条了，一看见乡政府的来了就往出赶，死活不和乡政府打交道了。乡政府渐渐地连日常运转都出现了困难，所以，收粮收税，不单上面的任务要求得紧，收不回来，乡政府连正常的运转都成了问题。

但是，除了割肉疼就是出钱疼了，谁都不想出好钱，收粮收钱难的现象普遍存在，不说天年不好，就是大丰之年，没硬措施，也没几个老百姓乖乖地自愿交，所以，干群矛盾开始出现了。

但是，当时乡政府还是强硬的，有的地方开始变着法子收缴，赶猪、牵羊、搬桌、扛粮在农村不是稀罕事，有的地方因为收缴三提五统农业税出现了群体事件，甚至出现了乡镇干部因收粮收税逼死人命的事件，干群关系异常紧张。

这下坡乡和全国的所有乡镇一样，上面的任务压力，自身的经济压力，尤其到了年末岁尾，上面得交差，要债的天天来催，这年关难过啊，所以，这再难也得上，也没得推了，经过党委会议定，分成了两个组，为什么分两个组，显示强有力的领导，一组由书记任国庆带队，一组由乡长张守成带队，每组七八个人，为了行动具有震慑力，真正形成高压态势，每组还配备了派出所民警，警具齐全。

分组自然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分法，这几个核心人物，王守仁是秘书，这乡镇的秘书自然就是书记乡长的秘书，但这王守仁是从来不鸟乡长张守成，倒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书记任国庆，所以，这王守仁自然是任国庆这一组的，这王守仁在这一组，那副书记史亮自然就不能在这一组了，这史亮跟王守仁因为入党的事情结下了冤仇，这书记任国庆给化解了几次都不行，王守仁放下狠话，史亮什么时候不管党组织了，他才考虑入党，他就不信他熬不过个史亮。

也是，王守仁才三十来岁，史亮已经四十六了。

这向红跟着书记这一组，在分配任务时，书记就笑咪咪地问向红，你跟我们一组吧？

领着向红这么一个美女，书记自然英雄气概，但书记基本不用动手，背着双手，威严地一使眼色，王守仁就心领神会。

向红看不出，平时白净斯文的王守仁，遇到这样的事，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