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这么急，又有什么任务吗?”

曹怡馨苦笑一声，说道：“那个日本丑女人离开了上海，目的地是天津。不管是组织，还是美国佬，都想知道这个家伙要干什么。”

“你跟去了又能怎样，你又不是擅长行动？”沈宸微皱眉头，说道：“天津的租界已经名存实亡，已经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二次大战前的英国最擅长“大国折冲术”，经常通过牺牲别国利益，来谋求暂时的苟安。在欧洲，英国首相张伯伦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与希特勒共同肢解了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而在中国，张伯伦也想如法炮制，制造一个“远东慕尼黑阴谋”，来满足日本侵华的**。

早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宪兵队经过侦察，指控六个生活在天津英租界的中国人策划了针对日本人的暗杀。

迫于压力，英租界巡捕房将六人逮捕。随后，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米森安排将其中两人交给天津日本宪兵队，希望换得租界的平安。

日方起初保证不会虐待这些中国人，只对他们审讯五天，之后就把人还给英租界。

但日军宪兵队没有信守诺言，他们用严刑拷打，迫使嫌疑对象供出暗杀计划，还承认暗杀行动得到英租界巡捕房的秘密支持。

随后，日本媒体公开了调查结果。这样一来，这起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了。

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听说日军宪兵队想把英国人也牵扯进中日战争后大为愤怒，他直接下令天津英租界，不准向日方移交任何抗日人士。

当时，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本打算大事化小，可是他的参谋长山下奉文却希望借机端掉欧美在天津境内的所有租界。

飞扬跋扈的山下奉文越过杉山元，直接上书日本陆军部，鼓吹利用此事，一举端掉天津英租界。

一九三九年春节刚刚过完，日本陆军部便直接向华北派遣军下达“大陆令”，如果英国拒绝交出剩余四名抗日人士，就派兵封锁天津英租界，必要时可动用武力解决“英租界问题”。

随后，日军开始行动，对天津英租界外围的七条通路实施封锁，并在通往英租界的白河下游水域实行水上船舶许可证制度，禁止一切食物和燃料进入英租界。

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米森向日本驻天津领事田代重德提出抗议，并下令租界内的英军在租界竞马场道口架起机枪示威。

但日军开来坦克助阵，结果双方对峙数个小时后，英军无奈撤去。

之后，封锁租界的日军气焰更加嚣张，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迫英国侨民接受近于脱衣裸*体的检查。

日本政府宣布，英租界已成为反日分子的基地，租界当局只有交出所有抗日人士，才能换取日军解除封锁。

然而，一名日军发言人却这样说道：“皇军已箭在弦上，事情已不是(英国)仅仅移交四名抗日人士那么简单了。”

日本陆军部借本国媒体之口，要求英国政府交出南京国民政府存在英国银行的所有黄金白银储备，英国在华租界禁止反日广播，取缔煽动反日情绪的中小学，并禁止英租界内流通中国法币。

日本陆军部的无理要求激怒了英国，英国各大媒体也加大了日军侮辱英国在华侨民的报道，尤其是一些反映日军虐待英国侨民的照片引起了公愤。

英国皇家海军元帅罗杰凯斯认为，日军的行为已等同于向英国宣战，他敦促伦敦向中国派出远征军。

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他命令陆军部和海军部协商制订一份军事应急方案，以调集部队前往中国作战。

可是在英国对德国宣战后。英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变化，与日方达成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

协定签署后，日本举国欢腾，认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日本屈服了!这是继日俄战争后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又一次胜利。

日英双方在天津租界治安上达成的协议，使日伪特务机构更加大肆疯狂地搜查搜捕抗日人士。

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日本宪兵队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同时行动，将大批潜伏于英租界的抗日地下组织人员抓获，关押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方，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九二八大搜捕”事件。

到了一九四零年，日本女特务中岛成子又勾结土匪头子东耀华，绑架了英国工商会议所会长戴奥特，然后逃进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英法两国和日本谈判，以开放租界为条件，要求日本方面“解救”戴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