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子一样削了过来。在路过大树家屋门的时候，正好看见大树家在杀猪。大树瞥了他们一眼，嘟囔了一声，小心点，一趟破火车，看什么看，真是不要老娘的命了。

六点半，天放亮了，灰蒙蒙的，大地笼罩着一阵薄雾。大树家的猪早就收拾好了，屠夫已经把猪肉运去卢镇赶早市去了。大树端了一大碗猪血，提了几斤猪肉往阿秀婆屋里送去，推开房门，里面空荡荡的，他们还没有回来。大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火车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正常情况他们应该早回来了。大树把东西往厨房里一扔，一路小跑地往村东头跑去。

远远的，大树就听见了懵眼在大声地叫着娘，还在地上来来回回地摸索着。大树跑前一看，就看见了路边的水塘里，有一团黑影子在那里漂漂浮浮。大树把身上的棉袄往地上一甩，扑进了那冰冷刺骨的水塘里。火车晚点了二十分钟，咔嚓、咔嚓声远去了之后，阿秀婆便牵着懵眼小心地往回走。没走多远，迎面一只野狗冲了过来，阿秀婆一闪身，掉进了路边的水塘里。因为穿着厚厚的棉被，竟然没有沉下去。大树把老娘拉了上来，人早已经冻僵了，背回家里温了一天一夜，身子却依旧僵硬冰冷。

阿秀婆走了，只留下一地的纸灰，还有大树的哭嚎和懵眼叔叔自己打自己脸的巴掌声。从此，懵眼叔叔便只能静静地呆在家里，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聆听那忽远忽近，来来去去，如此真切，又如此辽远的呼啸声。

第二年春天，阿秀婆离世对大树伯伯一家造成的伤痛渐渐平复。毕竟谁都要走上这一条路，虽然阿秀婆走得早了些，只有50多岁，但时光最是无情物，去了便去了，谁也无法回头和留住。春风吹拂，阳光明媚，懵眼叔叔听火车、汽车声响的执着和热情，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像那野火烧不尽的野草，再次地疯长了起来。他一个人就算能摸索走过那两公里的泥泞山路，也无法爬上那灌木丛生、野草疯长的半山腰，我时常看见他在院子里乱转，有时还在大树家的院子外狼嚎一样地叫喊。他大嫂早就放了话出来，胆敢走进他家的院门就打断他的双腿。

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大树伯伯家门口玩跳绳，不知道怎么被懵眼叔叔听出来了，他便大声叫唤我和朱亮的名字，说，老懂，老懂，阿亮，阿亮，下午四点增加了一趟火车路过，带我去那山头听听，他们说火车已经是第三次提速了。

我跟朱亮相视一笑，转到懵眼叔叔的背后，把他手上的木棍子抢了过来，啧啧赞叹了几声，哦，原来是一根打狗棒啊，我们还以为是一把大柴刀呢。我怕，我怕，别把我的手臂砍出血来了。于是，我们这一伙小伙伴便哈哈大笑，四散而去，只留下懵眼叔叔一人木然地呆立在原地。后来，我还是看到好几次，懵眼叔叔站在山脚下，旁边还站着大树伯伯。他们两个人就那样立在山脚下，像是两棵突兀生长的老松树，悄无声息。一个站在那里抽着烟，眼睛盯着地上板结枯黄的泥土，一个驻着一个木棍子，耳朵侧向铁轨延伸的方向。那声嘹亮的汽笛声从隧道里冲出来之后，便是连绵不绝的咔嚓声，像是石块投入湖水中，一层接一层地在四周蔓延开来。

不久之后，当我爬上靠近铁路的那个矮山头去捡野生蘑菇时，意外地发现，山脚下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出现了一个小茅屋。屋子是用木板搭建的，背风向阳，上面盖着石棉瓦和毛毡，虽然小巧却别致，掩映在山脚下的树木间，有一股世外高人的风韵。这种风格的房子，那时候在我们村里是很少见的，盖房子都是用瓦片，难得有人会去卢镇买那死贵的石棉瓦和毛毡。难道是村里请的守山老人，为了方便照看山林，驱赶村里时不时冒出来的偷树贼，特意在这里搭建的。带着好奇和疑问，我一溜烟下了山，跑到茅屋前，大声喊了起来。

屋门打开了，懵眼叔叔驻着一个木棍子站在我面前，高高大大的身子有些佝偻，脸上也有些苍白。老懂，老懂，刚才我就听见了你在山上狼嚎，没想到你会跑到我屋里来。不会害怕我不敢进来吧，你是我屋里的第一个客人，不进来坐坐

懵眼叔叔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难得露出了微笑，还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山上的兔子都追不上我，我会怕你懵眼。我大声叫嚷着，抬脚走了进去。

屋子不大，也就二三十个平方米的样子，一进去像是个客厅，隔成了两截，大一些的这一截摆着一张八仙桌，红漆已经脱落了不少，显得很是斑驳陈旧。桌子上还放着一把茶壶和一个茶杯，茶杯里刚沏好的茶水还冒着热气。另一截是厨房，用砖头砌的锅台，砖缝上的白石灰已经蒙上了一层烟灰，黑不溜秋的。厨房里的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