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将郝大通、王处一和孙不二与“四子”平等对待。

这么做的意义，赵卫东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论》中指出：“这无疑有利于增强全真道各系弟子对教团认同感，也利于增强他们对长春宫祖宫地位的认同”。正是从尹志平开始，后世为人所熟知的“全真七子”才正式形成。

1232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御驾亲征，讨金朝之河南。凯旋而归时，尹志平率道众到顺天（今河北保定）相迎。窝阔台在行宫内接见了尹志平，“赐座宣慰，谆复良久命退”。窝阔台像其父成吉思汗尊敬丘处机一样，对尹志平相当尊敬。

1235年，窝阔台修建的都城哈剌和林建成，窝阔台汗下旨命尹志平、李志常选高道到哈剌和林传教：“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识李志常：我于哈剌和林盖观院来，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住持。仰所在去处赍发递送来者。”这昭示了蒙古汗廷承认了尹志平的掌教地位，也意味着新任蒙古统治者延续了成吉思汗对全真教的支持政策。

1233年春，尹志平前往北京路讲道、作醮，所过之地，“官庶出迎，望尘罗拜，以为希遇”。北游讲道回到燕京不久，尹志平又西入秦晋传教。

在山西，他将崞州神清观、沁城神霄宫、平遥太平兴国观、忻州通仙观、定襄重阳观、前高山玉虚白云洞、平阳玄都观等宫观收为全真教道观。他将全真教势力大为扩张，使山西当地的全真道教众人数和宫观数量飞速增加，百余县中几乎均有全真道派在活动并建有道观。

进入陕西后，尹志平感叹：“诸路宫观，绰有次弟，独终南祖庭荒废，无人修葺。”他开始着力恢复全真教祖庭，经过努力，终南山全真教祖庭灵虚观得以恢复。大量宫观如终南山上清太平宫、楼观宗圣宫、骊山华清宫、重阳成道宫、华山云台观等等，被修复和重建，以辅翼祖庭，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祖庭宫观群。陕西又成为全真教重镇。

传教修观的同时，尹志平还集中教众力量，编修《道藏》。从1237年开始，他派人四处搜罗遗佚道经，由其弟子秦志安于平阳（山西临汾）玄都观总其事。秦志安在平阳玄都观和李志全等人，将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道书校雠补订完整，并立二十七局，役五百多工，经过7年努力，于 1244 年编纂完成。

新《道藏》共计七千余卷，增入“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及全真道各祖师的文集、语录及道典，仍称为《玄都宝藏》。《玄都宝藏》经板初藏于平阳玄都观，后来纯阳万寿宫落成，经板才移入其中。当时刻印一百二十藏，分藏各名山大观。

《道藏》的编纂完成，不但昭示了全真教是道教正统，而且为文化传承贡献甚大。民国大学者陈垣先生便认为，《道藏》的编纂“将以承道家统绪，留读书种子也”。

尹志平对全真教发展居功至伟，但他毕竟是修道之人，“素厌冗剧，喜山林”，对于掌教之职有不堪重负之感。

当年丘处机去世时，全真教众借着葬礼，扩大丘处机驻锡的长春宫。但在修缮观中处顺堂时惹了大祸，因其中壁画有老子西行化胡的内容，被人诬告为“绘事有不应者”，是对蒙古皇室不敬，结果导致尹志平被捕。

所幸尹志平的副手李志常挺身而出，指出尹志平只是负责传道，而教中具体事务是由自己主持，“罪则在我，他人无及焉”，主动代替尹志平入狱。李志常每年都要前往蒙古国都哈剌和林，与蒙古皇室交往甚密，被尊称为“仙孔八合识”（师尊）。经他斡旋，尹志平才被释放，全真教与蒙古汗廷的这次冲突也不了了之。

以此事可以看出，尹志平注重于传道弘法，济世救民，并不热衷政治，也缺乏应变能力。他曾说：“自黄帝玄元以来，未有今日道门隆盛，若大明照宇宙，熏风遍区夏，实自我重阳札之，长春恢弘之。吾本乐幽栖，不交涉世务，每痛暂忝窃法席，有年于兹，宜当急流勇退。”因此在完成众多大事之后，他屡屡请辞掌教。

1235年，尹志平写信给师弟冯志亨，指出：“予年迈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况四时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来，汝当果断，时不可不顺。”他打算把掌教之位传给冯志亨。

冯志亨字伯通，号寂照，是丘处机很信任的弟子之一，也是尹志平任掌教时的重要助手，以才德见称于士人。但与李志常相比，冯志亨自感大有不如。李志常管理教中事务已十余年，“知之者不惟玄门道众，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是必然的掌教接任人选，“岂人私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