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祸，这不仅就我自己的地位，而且对于战事的整个的指挥都是必要的。在这个关头这样做，也可能不至于影响军事形势，不至于动摇大家现在都有资格感觉到的那种最后胜利的基本信念。尽管每天总有使人震动、使人紧张的消息传来，我不惜花十二或十四小时工夫，集中思想，来考虑一篇范围广泛、内容新颖的万言书；尽管沙漠地区战争失利的火焰烧到我的脚跟来，我还是把我的汇报和对于我们情况的判断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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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节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希望成立一个生产部，其大臣参加战时内阁。1941年7月间，在我首途访问罗斯福总统以前，我在下议院里作了长时间的辩论，说明当时没有设立这种机构的必要。但是舆论仍在趋向这个意见，不但由于事态的发展，而且由于有关人员和部门的处境，使这个主张更得到了强调。比如说，美国总统已经任命唐纳德·纳尔逊先生主管全部生产工作。难道就不应该有一位相应的官员吗？大家都瞩望于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在华盛顿的成就已经叙述过了，他在美国最上层的人士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在1917年和1918年的军需部中，我主管过现在归军需部和飞机生产部掌管的职务。这些部门在原材料和熟练劳动力方面纠缠得很厉害，因此如果有一个统一指挥的权威机构，那就方便多了。

由于现在每件事的规模愈来愈大，这种要求就日益有力。比弗布鲁克是俄国人和美国人所共同信任的，要领导这样大的一个联合机构，似乎没有人能比他更胜任愉快的了。

自从他从飞机生产部调到军需部以来，这两个业务相关的部门之间发生了不少摩擦，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在战时内阁一级的生产大臣的领导之下，把我们军事生产的这两个大部门结合起来，不但可以恢复协调，而且可以增进效果；他是早已有这个地位的了。我想他可以担任生产大臣。而现在飞机生产大臣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和我认为足以胜任军需大臣的安德鲁·邓肯爵士，可以作为他的两个僚属。他俩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和全面的判断力；这一切还在我思想中盘旋的时候，一位新人物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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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早想结束他在俄国的任务。无论在战时或战后，奉命担任驻苏联大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感觉到这个使命是十分没有吸引力的。在希特勒的进攻还没有把俄国同我们拉在一起以前的时期里，我们的使节在莫斯科几乎完全受到了忽视。他难得有接近斯大林的机会，莫洛托夫对待他和其他盟国的大使是很冷落的。在12月的危机中，苏联的外交中心从莫斯科移到了古比雪夫，莫斯科的那种令人不愉快而且徒劳无功的状况不但重新出现，而且益加恶化了。后来，我和斯大林直接打交道，现在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又直接打交道，做了许多事情，大使的职务跟决定性的事务日益分离了。德军进犯时，斯塔福德正在国内，已经向我表示愿意离任之意，但他接受了并且赞成了我的看法，认为不该在俄国初遭患难的时候召回他。从那时到现在，快八个月了，一位具有他这样身分的政治人物要求回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心下议院来，当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此，在1月初，我同意他调任，并派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前去接替他。

1月23日，克里普斯从俄国回来。由于工党反对他的极端主义，早在几年前就把他驱逐出党，所以这时他已是一位脱离工党的重要政治人物。英国全国对俄国的英勇抵抗有热烈的好感，由此而联想到他担任大使的职位，因而他的名气也就更大了。英国左派人士和他们的报刊制造了一种论调，说俄国所以参战，站到孤独的、艰苦万状的英国这边来，他要比当代任何人贡献更大。极端的左派中有些人以为他值得活动活动，作个候补首相；这些圈子里有人说他将领导一批新的政府评论家，他们希望把这批人组成一种举足轻重的议会力量。我个人既知道他的才能又喜欢他，巴不得把他延揽到政府里来，在政府里，我们是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的。由于他先前的工党的同僚并无异议，我就寻找机会。

对于左翼的意见如何，我虽然消息灵通，却完全依据着事情的恰当与否来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我任军需大臣时，克里普斯是英帝国最大的炸药厂副厂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既具有这种实际的行政经验，又具有突出的聪明才干。我觉得，派他负责军需部是最符合于公众利益的，而且这又可作为成立生产部这一重大规划的组成部分。1月25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