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1942—1943年的作战行动达成最后的决定。biquge2022.com一般的美国当局，特别是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都急于立刻在某些计划上作出决定，从而使美国能在1942年同德国在地面上、在空中大举进行交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三军参谋长就有认真对“德国第一”的战略考虑进行根本修改的可能。另一问题也使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合金管”问题。“合金管”是后来称之为原子弹的密码代号。

我们的研究和试验现在已经达到必须同美国订立明确协定的地步；人们认为，只有我亲自同总统商讨，事情才能成功。战时内阁竟在沙漠大战方酣之际，决定我应当在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的陪同下离开祖国和伦敦，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对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严重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重视。

在这些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事态紧急，危机四伏，我于是决定由空中而不是由海道前往。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二十四小时得不到充分的情报。为了使消息能从埃及立即转来，为了使所有的报告及时发出，迅速译出，我们已经作了各种有效的安排，以免在预计或事实上要采取决定时，发生有害的贻误。

在习惯上，首相往往不向国王正式提出自己的继承人，除非他被要求这样做。因为，这是战争时期，为了回答国王在最后一次每周例行的谒见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向他发出下列的信件：

唐宁街十号，白厅

1942年6月16日

陛下：

我假若在即将开始的旅程中遭到不幸，请求陛下恩准我的建议，将组织新政府一事委托给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下议院最大政党和我所荣幸主持的联合政府中一位杰出的大臣。我深信，他能以当前这危险时期所需要的果断、干练、才智来处理陛下的事务　　　　　　　　　　　　　　　　　　　　　 你的忠实的臣仆

温斯顿·丘吉尔

我虽然在此时已了解到1月间从百慕大飞回时曾冒了危险，但我对正驾驶员凯利·罗杰斯和他的波音水上飞机非常信任，因此，我特地要求他来负责这次空中旅行。我的一行人中还有：陆军部计划局局长斯图尔特准将(他后来从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飞返国内时遇难)、查尔斯·威尔逊爵士、马丁先生和汤普森海军中校。我们在6月17日午夜前不久离开斯特兰拉尔。当时圆月当空，天气良好。我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两小时有余，欣赏着光耀的海洋，思索着我的那些问题，也考虑到令人担心的战役。我在这个“新房”中酣然入睡，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我们到达甘德的时候。我们原本要在此处加油，但是，由于无需加油，就向机场打了招呼后，继续前进了。在阳光之下飞行，日子显得很长。我们在相隔六小时的时间里，吃了两次午餐，并打算在到达目的地后再吃晚餐。

最后两小时是在陆地上空飞行的；大约在美国时间七点时，我们飞近了华盛顿。当我们向波托马克河逐渐降落时，我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它有五百五十多呎高，同我们的飞行高度大致相等。我提醒凯利·罗杰斯上尉说，假如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目标中竟然撞上了这个纪念碑顶，从而结束了我们的故事，那真是不幸中的特大不幸了。他向我保证，他当特别小心，注意避开它。这样，我们在经过了二十七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安全而平稳地降落在波托马克河上了。哈里法克斯勋爵、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几名高级官员在这里欢迎我们。我到英国大使馆去进晚餐。那时天已太晚，来不及飞往海德公园去了。我们读了所有最近的电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然后，愉快地在露天进了晚餐。英国大使馆建立在高地上，那是华盛顿最凉爽的地方之一；在这一点上，同白宫比较起来是令人非常喜爱的。

第二天，19日的清晨，我飞往海德公园去。总统已经在当地的飞机场上，看着我们在我所经历的颠簸最厉害的情况中着陆。他极其热忱地欢迎我，并亲自驾驶汽车，把我送过赫德森河，到巍峨的断崖绝壁之处，他在海德公园的家庭住宅就在那儿。总统为了让我观看海德公园的优美景色，驱车同我驶遍公园各处。在这次驱车出游中，我有许多时刻陷于沉思之中。罗斯福先生素患残疾，不能用脚使用车闸、离合器或加速器，但是，他的臂腕却特别强而有力，能敏捷地应付一切情况。他要我试试他的膂力，说一位著名的优胜拳击师也对之非常羡慕。这是使人放心的；但是，我承认，有几回汽车在赫德森河那一边的悬崖处，在草地边缘调动车身或倒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