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反之，如果经过详尽的检查表明，即使竭尽全力，胜利也未必可能，我们必须准备另一个计划。

3．关于法属北非(“体育家”作战计划)战役的可能性，将要仔细地、有意识地进行审查，而且，各种计划应尽可能早日具体完成。用于“体育家”作战计划中的军队主要可以从尚未离开美国的参加“波利乐”作战计划的军队中物色。在1942年秋季和冬季在挪威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斗行动的可能性，也应由联合参谋部仔细加以考虑。

4．计划“波利乐”作战行动一事仍集中于伦敦。计划“体育家”作战行动则集中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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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当我们在午餐后闲坐无事时，哈里对我说：

“总统很希望你会见两位美国军官，因为他们在陆军中、在马歇尔和总统本人那儿都极受重视。”于是，在五点钟，艾森豪威尔少将和克拉克少将被带到我的有冷气的房间里来了。我立刻对这两位杰出的但以前一直不认识的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都从总统那儿来。他们都是初次会见总统。我们谈论的几乎完全是1943年横渡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事。这件事当时被称之为“围歼”作战计划，而他们的思想显然集中在这一方面。我们很愉快地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使他们相信我个人关心这个计划，我把我在出发前两天，即6月15日写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文件的副本交给他们；在这份文件中，我提出了我对于这样一种战斗行动的方法和规模的初步想法。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份文件的精神感到很满意。当时，我认为1943年春季或夏季是攻击的时期。我认定，这两位军官将要在这次战斗中起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他们所以被介绍和我相识的理由。因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历经战争的成败，我极其满意地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个月以后，在英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急于考验我的热忱，问我是否愿意把我那个文件送一份副本给马歇尔将军。我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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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九时三十分，我们在总统室内举行另一次会谈。美国三军参谋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谈。讨论了有关海军形势和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德国潜艇击沉船只的惊人消息。我极力主张，金海军上将应当立刻把护航制度扩展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他完全同意，但认为最好等到他有了可供使用的适宜的护航船只的时候。

夜晚十一时三十分，我又和总统举行了一次会谈。马歇尔、金、阿诺德、迪尔、布鲁克和伊斯梅都参加了。会谈集中地围绕着中东局势的恶化上，以及继派遣受过沙漠战争特殊训练的第二装甲师之后，再派遣大批美国军队到那个战场去的可能性问题。一致同意关于这种可能性要特别结合航运形势加以仔细的研究，而且，与此同时，经过总统的完全同意，我当通知奥金莱克将军，他在8月间可望得到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有“谢尔曼”式和“李”式坦克装备的美国装甲师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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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托卜鲁克的投降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22日，我和霍普金斯在总统房间里与他共进午餐。不一会儿，战时情报局局长埃尔默·戴维斯挟了一束纽约报纸来了。这些报纸刊载着令人注目的标题，什么“英国一片愤怒”，“托卜鲁克的陷落可能导致政府改组”，“丘吉尔将遭到不信任投票”，等等。马歇尔将军已邀请我去参观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美军兵营。我们将在6月23日晚上和他以及史汀生先生同乘火车出发。戴维斯先生严肃地问我，鉴于国内的政治局势，我是否还认为应该履行原先经过精细安排的访问日程。当非洲和伦敦都发生了如此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时，我如果在美国检阅军队，是否会引起误会？我回答说，我肯定要进行计划中的检阅，而且，我怀疑我是否能够激怒二十几位议员到议会来在信任问题上反对政府。事实上，这正是对政府不满的人们最后终于凑集的大致数字。

于是，我在第二天晚上乘火车到南卡罗来纳去了。下一天早晨，我们到达杰克逊炮台。火车停在空旷的平原上，而不是停在车站上。这一天天气酷热，我们下车后直向检阅场走去，这使我回想起炎热气候下的印度平原。我们先走到一个凉篷下，去检阅美国装甲兵和步兵的分列式。然后，我们观看跳伞演习。他们很令人感动，也叫人信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千人同时在空中跳伞。他们给我一个“报话机”让我背着。这是我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