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富丽堂皇地摆了一桌子。然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洛托夫请来呢？他正在为公报发愁，我们可在这里拟好它嘛。莫洛托夫有一个好本领——能喝酒。”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将举行一次宴会。我原来打算在国家别墅七号就餐，波兰司令官安德斯将军正在等着我。我告诉了我的新的杰出的译员伯尔斯少校，请他打电话去，说我要到半夜后才能回来。

不一会儿莫洛托夫来了。我们就座，连同两位译员，共有五人。伯尔斯少校已在莫斯科呆了二十年，他在席上同元帅谈得甚为融洽，有时两人滔滔不绝地交谈，我无法插话。

我们在餐桌上从八时半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二时半，连同餐前的会见合共七小时有余。这次宴会显然是即兴临时筹备起来的，但是，一道一道的菜接连地端上来。我们对于这许许多多美味的菜肴精挑细拣，慢慢品尝，这种吃法好像是俄国的习惯；我们又遍尝了各种美酒。莫洛托夫装出极殷勤的样子，斯大林为了使宴会成功，恣意地拿他开玩笑。

不一会儿，我们谈到开往俄国的运输船队。他谈起6月间几乎遭到完全毁灭的北极护航队时话说得很粗鲁。我已在本书适当地方已叙述过这一件事。对这一事件，我那时了解到的还没有现在多。

帕夫洛夫有些踌躇地对我说：“斯大林先生问，英国海军难道没有荣誉感吗？”我回答：“你得相信我，我们那时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对于海军和海战的知识的确是不少的。”斯大林说：“意思是说我不懂什么了。”我说，“俄国人是陆上之雄，英国人却是海上之雄。”他就不再作声，又如以前那样兴致勃勃了。我转过身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元帅是否了解，他的外交部长最近访问华盛顿时曾说，他决定访问纽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而迟迟归来，并非因为飞机发生障碍，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

虽然在俄国人宴会上几乎可以说任何取乐的话，但莫洛托夫对这些话显然看得很重。斯大林却表现愉快的神情，说：

“他去的不是纽约，去的是另一些暴徒们所住的芝加哥。”

这样一来，融洽的关系又恢复了，谈话继续进行。我开始说到在俄军支援下英军在挪威登陆的问题，并解释道，假如我们能在今年冬季占领北角，消灭那里的德军，那么护航路线就可以从此打通了。正如我已叙述过的，这种想法始终是我所属意的计划之一。斯大林似乎为它吸引住了，在谈了一些手段和方法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在可能时必须实行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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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过午夜，卡多根还没有把公报的草稿拿来。

我问，“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这个话立刻使元帅兴奋起来。

他说：“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说：“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他举起了双手说，“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四年。假如我们要避免周期性的饥荒，要用拖拉机耕地，就绝对需要执行这项政策。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假使我们把拖拉机给予个体农民，那么几个月内这些机器就完全损坏了。只有附设工场的集体农庄才可能使用拖拉机。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农民做解释工作。同农民争辩，是毫无用处的。你把所有要说的话对一个农民谈了之后，他说，他必须回家去问问妻子，同大家商量商量。”在这一方面，最后一句话对我倒是一种新的说法。

“他同他们谈过之后，常常这样回答：他不要集体农庄，他宁愿不用拖拉机耕地。”

“这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富农吗？”

他说：“是的，”但是他没有重复这个字眼。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那时的情况是十分恶劣、十分困难的——但这是必要的。”

我问：“结果怎样呢？”

他说：“很好，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进来。有些人则在托木斯克省或伊尔库茨克省或更远的北方得到耕种的土地，但是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消灭了。”

他停了很长时间后又说：“我们不但大量增加了粮食的供应，而且大大提高了谷物的质量。过去什么种类的谷物都种，现在全国各地除了苏维埃的标准种子以外，不许用别的种子种植。如果有人不这样办，就要受到严格对待。这样一来粮食供应就又大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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