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好极了’”，还说我那天晚上喝最后一杯酒时的祝词是“无条件投降”。bjkj66.com我丝毫也不记得这些私人间的、非正式的交谈了，因为当时的谈话是随便而不拘形式的。但是，在我和总统的正式会谈中，无疑是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的。不然怎么会有第六段呢。

战时内阁的记录表明，这个问题是在1月20日那天下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会议所讨论的，似乎还不是“无条件投降”这一原则，而是是否应将意大利除外这一问题。因此战时内阁便在1月21日发出了下列电文，我当然马上就收到了。

副首相及外交大臣致首相

内阁一致认为，如将意大利除外，恐有不利，因为那样的话必然会在土耳其、巴尔干诸国以及其他各地引起疑虑。我们还认为这样做对意大利也并不会起什么么好作用。如果让他们知道大难即将临头，反倒更会使意大利的士气产生对我们有利的影响。

因此，毫无疑问，我的确曾将当时正在起草中的联合声明里的“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告诉过战时内阁，他们也绝未对此表示任何反对。正相反，他们只希望意大利不应排除于这范围之外。我并不记得，手头也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表明，在我收到内阁的电文以后总统和我曾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很可能这是因为事务繁忙，特别是吉罗与戴高乐的关系问题以及和这两个人会谈之故，所以我们两人没有再提及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我们的顾问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忙于起草正式联合声明。这是份字斟句酌、措词十分严谨的文件，是由总统和我两人审阅和批准的。大概是由于当时我不赞成将无条件投降适用于意大利，所以以后我才没有再向总统提起这个问题，总之，我们两人的确一致同意我们和我们的顾问们所拟定的公报。在这项声明里，并未提及“无条件投降”。这份声明曾呈交战时内阁批准，战时内阁就照这个样子批准了。

当我听到总统在1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要迫使所有敌国“无条件投降”时，我感到有点惊讶。我自然还以为双方一致同意的公报已代替了以前任何的交谈。伊斯梅将军也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深知我的思路，并且在起草这项声明时，出席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各次会议。我在继总统之后发表谈话时，当然支持他，而且同意他所说的话。在这种场合和这种时候，如果我们两人有一点分歧，即使是一时疏忽所致，也会破坏甚至危及两国的作战努力。对这件事，我无疑要同英国战时内阁共同负责。

但是总统对霍普金斯所说的下列这段话却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为了使这两位法国将领在一起费了那么大的劲，以至使我感到简直就像使格兰特和李1两人言归于好那样困难——后来，突然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温斯顿和我都没有时间准备，我突然想起了人们把格兰特叫作“老牌无条件投降”的，于是我就知道我说过这话。2。

1格兰特，美国南北战争时北军总司令；李，南军总司令。——译者2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96页。

我认为，这段坦率的谈话，绝不会因为那句话出现在他所宣读的发言稿中而减弱其力量。

对战争的回忆也许还历历在目，但是在未经核对以前是绝对不可靠的，尤其是事件的先后。对于“无条件投降”这件事，我就显然多次发表过不确实的谈话，因为我当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还以为我所说的是真实的，并没有查看记录。记错了的还不止我一个，在1949年7月21日，贝文先生向下院作报告时说到，由于“无条件投降”政策，他在战后重建德国问题上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他曾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就此政策同他或战时内阁有磋商过。我当场就也和他一样不正确和坚信不疑地回答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在卡萨布兰卡的记者招待会上，由总统那里听到的。等到我回家查了一下档案后，我才发现事实是如本书所述那样。

这使我想起了那位教授，在他临终时，他的忠心的弟子想听取他的遗教，他说，“引文要确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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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条件投降”一词，虽在当时大受欢迎，但以后却一直被各种权威人士说成是英美战时政策的严重失策。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据说它拖长了战争，并使战后的恢复更为困难。我认为并非如此。1943年6月30日，我借着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的机会说：

我们这些同盟国，要求纳粹、法西斯以及日本的专制政权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