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权威有所帮助，但这个策略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其中提到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甚至极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负面效果。

秦汉以来，由于大力推行军功爵制，朝中功勋老臣多以战功封爵，且绝大多数都是泥腿子出身，他们不修礼法，注重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哪怕是在朝会、祭祀这种庄严时刻，这些功臣宿将也难以做到尊卑有序，动辄吵成一团，甚至拳脚相加。

贾谊提出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固然能够形成道德伦理约束机制，但对于这些功勋宿将来说，这无疑成为了限制自己行为的枷锁，在当初“君弱臣强”的局面下，此议立即便遭到了周勃、灌婴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非但无法予以推行，反而使他自己成为了功勋老臣的眼中钉。

更为关键的是，贾谊的主张太过操切，汉文帝若完全更定汉制、重修礼制，势必要自上而下掀起一场全国性的“革新”。这般激进的主张，显然与新帝刚刚即位、急于求稳的形势不符。

因此，即使贾谊提出的很多政策都极有建设性，但由于其缺乏施政经验，再加上年少轻狂急于求成，以及先秦纵横家夸饰文风的影响，言辞往往有意夸大社会危机之意，以求引起君王的关注，从而为自己赢得大展宏图的机会，这导致他提出的很多政策往往不合时宜。正因如此，汉文帝虽然欣赏他的才干，但却始终未将其放在重要职能部门，对于他的很多建议也只是部分采纳，更多予以了回绝。

汉文帝四年（前177年）十二月，丞相灌婴去世。正月，汉文帝任命御史大夫张苍为丞相。张苍是河南郡阳武县人，秦时曾任御史大夫，后来因罪逃亡，再后来又跟随刘邦西进灭秦，西汉立国后历任常山太守、代相、赵相等职，后入朝为计相，为西汉制定历法和度量衡，校正《九章算术》，获封北平侯。高后八年（前180年），张苍出任御史大夫，并与周勃等人迎立汉文帝。

张苍虽然也是开国功侯出身，但因其早年曾师从儒家大师荀子，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十分谦恭，与那些居功自傲的开国元勋形成了鲜明对比。纵使对汉文帝有拥立之功，但他仍然十分重视君臣之礼，对汉文帝始终恭恭敬敬。在开国功臣逐渐凋零的情况下，张苍已是少有的仍然在世的开国老臣，由他继任丞相，倒也顺理成章。

张苍升任丞相后，汉文帝本想征召河东郡郡守季布接任御史大夫一职，后因季布极为勇武，且喜好喝酒而放弃，最终选择了任命“围”为御史大夫，可惜的是史料对于“围”并无过多介绍。

趁着朝廷的这次人事变动，汉文帝原本也想将贾谊提拔为公卿，然而贾谊早已被功勋老臣们视为眼中钉，汉文帝此议一出，便立即遭到了这些老臣们的强烈反对。

彼时，功勋大臣们在朝中的势力已经急剧萎缩，甚至就连身家性命都时刻遭受威胁，他们自然不愿再让贾谊这种深受文帝宠信，又致力于限制功勋大臣权势的大臣再位居高位，因此这些老臣纷纷上书，以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由强烈反对贾谊位居公卿。

汉文帝见贾谊已经引起众怒，为了缓和朝中矛盾，便将贾谊外放为了长沙王太傅，前往长沙国辅佐长沙王吴着。此举既是为了保护贾谊，防止他持续受到大臣们排挤攻击，也是为了锻炼贾谊的施政才能。

然而，年少成名的贾谊，本就有些年少轻狂，很少经历挫折的他，非但没能理解汉文帝的良苦用心，反而认为自己是因被大臣排挤而被贬，因此一路南下的他心情极为郁闷，在途经湘江时，想到曾经一样被贬的屈原，贾谊写下《吊屈原赋》，在凭吊屈原之余，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

当汉文帝将贾谊外放长沙国后，原本已经沉寂的彻侯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认为汉文帝仍然要顾及自己这些彻侯的想法，因此再度活跃起来。汉文帝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于是立即做出应对。

在现存彻侯之中，功勋卓着且曾任丞相的周勃声望地位无疑最高，他在被遣归封地后，因为审食其之死，也曾陷入极大的恐惧，以致在面对巡视地方的郡守、郡尉时，常常身披铠甲，命令家人手持兵器接见。

在贾谊被贬后不久，有人据此告发周勃谋反，汉文帝立即将这件事交给廷尉，廷尉又将此事交给长安令处理，周勃也被押赴长安问罪。

在被押赴京城后，周勃陷入了极大恐惧，而且屡受狱吏欺辱。为了换取生路，周勃以重金贿赂狱吏，通过狱吏求取儿媳的帮助（其子周胜之迎娶汉文帝之女），后又献出大量钱财给外戚薄昭，换来薄太后出面求情，再加上袁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