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通。

此路虽然被称为函谷道，实际上宽不过数米，乃是真正的“车不能方轨，马不能并鞍”，当真可谓“泥丸可塞”的险要道路，而函谷关便位于这道裂缝的东部开口处。

函谷关的东面，即函谷关的关前，则是弘农河，如今的弘农河水量已经小了很多，某些河段甚至行人可趟河而过，可是即便如此，在靠近黄河的河段，水量仍然十分惊人，而在较之今日水量更大的秦汉时期，渡河难度无疑更大。

弘农河，俨然就是函谷关天然的护城河。敌人想要进攻函谷关，就必须先渡过弘农河，而由于弘农河紧贴着稠桑原东侧而流，河岸和关城之间只有一条狭小的窄路，大军根本排布不开，而守军却可以占据关城高地居高临下，这便是函谷关难以被攻克的原因。

春秋战国以来，割据关中的秦国，长期面临着东西对抗的局面，因此函谷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晋国和魏国都曾占据崤函，凭借函谷关之险，将秦国牢牢锁在崤函以西，直到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击败魏国夺回崤函，函谷关由此才成为了秦国对抗关东诸国的战略要地。

尤其是战国时期，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力日益增强，渐渐凌驾于关东诸国之上，为求东出，秦军频频出关攻掠关东诸国，以致关东诸国多次组成联军合纵攻秦，但屡屡只能望关兴叹，整个战国时期，也只有齐将匡章曾率领联军攻破函谷关。

西汉立国以来，刘邦虽然一统天下，但在内部却面临着关东异姓诸侯王的威胁，而从高后吕雉执政以来，中央朝廷又与刘姓诸侯王矛盾频发，政治格局仍然呈现东西对抗局面，朝廷的主要重心在于控内，维持国内统治稳定，因而函谷关的战略地位仍然极为重要，洛阳则被作为朝廷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

当时，朝廷不仅极为重视函谷关一线的防御，同时严格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人员财物往来，出入关中必须持有朝廷颁发的“传”来作为通行凭证，尤其是对马匹等军事装备的流通更是严加限制，目的便在于防止关中人口、物资流失。

汉文帝后期，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曾一度废止这项制度，即“除关无用传”，但随着汉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朝廷与诸侯王的关系再度恶化，为了加强关中的安全，汉景帝在叛乱平定之后，便又“复置诸关用传出入”，重新加强了对往来关中之人的管控。

而随着汉景帝凭借平叛余威，持续削弱关东诸侯王的权势，以及汉武帝时推行“推恩令”，关东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急速下降，再加上汉匈战事频繁，汉朝的战略重心从控内转为御外，对于关东诸侯的统治则由军事镇绥转为政治控制为主，函谷关和洛阳的战略地位皆相应下降。

此外，由于秦汉以来关中地区大兴土木，木材作为当时重要的建筑材料，以致关中周边树木砍伐极为严重，稠桑原上的森林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失去了天然屏障作用。再加上由于黄河河道的不断下切，导致黄河水位不断降低，原本贴着稠桑原的河道，因此裸露出来形成了河滩。

如此一来，关东军队西进，无论是翻越稠桑原，还是走稠桑原以北的黄河河滩，都可轻易绕过函谷关，函谷关的军事作用大减。

正是由于地缘战略的转变，以及函谷关军事战略地位的下降，汉武帝这才决定将函谷关东移三百里，从而将关中中部区域的东界由函谷关向东推移至新安一带。而新关之所以称作“广关”，其实便有“增益拓广关中”之意。

不过，古代从洛阳到秦函谷关有两条路可走，其中南崤道“出洛阳自洛水河谷经宜阳至陕县”，北崤道”出洛阳经新安、渑池至陕县”，两条路分居崤山南北，皆可供大军行进。

函谷关被弃置以后，位于北崤道险要之处的“广关”固然可以扼守北崤道，但关东军队却可通过南崤道绕行，于是为了确保关中的安全，汉武帝又下令在南崤道修筑“陆浑关”。

在下令移关之后，汉武帝又下诏设立弘农郡，郡治正在函谷关所在的弘农县。弘农郡的设立，不仅使得关中地域得以扩张，也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以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用以弥补函谷关东移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问题，从而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同时，由于京畿区域扩张，汉武帝后来又设立左右辅都尉，隶属于中尉（太初年间改称执金吾），分别执掌京畿地区的治安。

在将关中中部边界向东扩张的同时，汉武帝对关中北部边界同样进行了调整。此前，关中北部边界主要以黄河为界，例如临晋关便是设立在黄河边的重要关隘，为了进一步扩张关中地域，汉武帝决定将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