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者知道自己在玩一个大骗局，于是就冠以“培育资本市场”、“向前看”、“改革闯关”等美妙词语，用“美丽的谎话”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如果卖了以后，资产的效率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提高了，出卖者的谎话也是有用的谎话，就具有了合理性。

而委托不存在“私分”的罪名，把希望建立在职业经理人身上。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委派”的“药方”，也感到象空中楼阁。

因为，一是在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官员能当好一个委托人吗？谁能保证他们不怀有私利而任人唯亲？

二是即使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官员没有任何私心，可是他们又如何知道谁是正直的职业经理人而不是骗子呢？在委托代理制没有真正在华夏执行，华夏不存在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又上哪里去找这种职业经理人？

于是，委托者也开始借助于“美丽的谎话”了：一是“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二是采取“信托”方式；三是对于在“委托——代理”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用重罚。

可是，“培育”只是在为失败找借口，“信托”和“重罚”对于作为“穷光蛋”的所谓“职业经理人”根本不起作用，而且更管不了“委托人”。在实际操作中，国有企业代理人的寻找，只不过遵循最原始的规律：近水楼台先得月。”

“哦，这么说起来，这两份方案都存在有很大问题咯？”郎先生笑着问道。

“我是这么认为！”孔令峰点点头。

“那你怎么看国企改革？”郎先生接着问道。

“这个，”孔令峰有些犹豫不决，看了一眼邵逸帆，他本能感觉到这个中年人应该是官场之人，而且是上位者。

“你放心说吧，没事！”张子健在旁说道。

孔令峰迟疑了一下接着说道，“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产权改革而是产权化改革，即把生产资料确立为产权，原来的生产资料的产权化。

其本质有两个：一是明确责任、风险主体、即政企分开——分离化，它是前提条件；二是提高经营效率，是结果条件。

产权化的前提条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涉及经营权从行政中分离的形式，而产权呼的结果——提高效率，则是一个经济问题，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好的效率评估体系和对体系的管理执行能力。

解决产权化的前提条件——分离，本质上就是一个“给”或者“赋予”的概念，即给予“经营自主权”，因为不存在“产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既不可能买。也不可能卖，只能“给”。

有人会问“给谁？”大概也只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但是在此之后，就涉及到产权化的结果条件——效率，即对被赋予经营权的人进行效率考核，并把效率与个人收入挂沟。

但是，我们的产权化改革并没有做到位。一是没有一个确立产权主体的伦理道德准则和法律体系。

二是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效率评估体系，也没有尊重企业管理者的才能。在企业效率提高以后，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收入比例，他们的经营内驱力没有了，心理失衡了，他们自然会强烈要求拥有企业的股份。于是在某些经济学家的呼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

在产权化改革未彻底、科学地完成的情况下，过早导入产权市场化改革，就给企业管理者传递了一个极其恶劣的诱惑：不需要通过提高企业效率来获得自己的业绩收入，只要改制就可以用“美丽的谎话”得到一大笔财富，而且后者显然比前者更省力并且收获更多。

这种产权市场化实质上就不是产权而是所有权市场化，由于根本不存在所有权买卖市场，因此，“产权市场化”甚至谈不上公正的私有化，而只是在“卖”的名义下一种文明的对所有权的盗窃。

在产权化改革的法律体系、绩效考核政策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当老板一定比当职业经理人更具有诱惑力。在过早导入“产权市场化”已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人才市场上大概唯一能找到的职业经理人就是“资本运营”的高手——实现“美丽的谎话”的操盘手。

依据“美丽的谎话”，过早导入“产权市场化”和“委托代理”的恶果是，欺骗成为人人追求的美丽，上演“皇帝的新衣”成为经济生活的流行剧。由于“卖派”的谎话，造成股市的巨大虚假与金融系统的巨额呆帐；由于“委派”的谎话，企业代理人的胡作非为、欺上瞒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