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贾政这位朝廷高级干部，并无半字贬损，甚至还让人觉得溢美。但只一句话：“失单怎么开的？”这位高级干部的“假正”嘴脸便出来了。

伊渡：我从媒体报道上发现，中国对贪污腐败官员判罪的尺度似乎弹性大了些。有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就杀掉了，有的鲸吞千万以上仍可活命。

王跃文：具体法律问题我说不清楚，或许刑不上大夫吧。举个例子：浙江有个村，村里召开19个人的干部扩大会议，因为是在两湖边的国宾馆开会，成为备受媒体关注的腐败案件。五天的会议，开支43000多块钱。我算了一下，人均每天开支458块钱。结果，有关责任人都受到处分，包括撤销村支部书记职务，所有开支予以清退。也就是俗话说的，吃进去的你要吐出来。我并没有替这些村干部鸣不平的意思，他们大手大脚花着农民兄弟的血汗钱，真的太荒唐了。但是，凭良心说，同很多会议比起来，尤其是同很多高级会议比起来，这些村干部花的钱并不多。问题在于村干部同国宾馆，反差太大了。村干部是没有资格去国宾馆开会的，你去了本身就是问题，且不说你还花了那么多钱。

我想说的意思是，就连腐败都是有级别的。有些人有资格腐败，有些人没资格腐败；有些人的腐败不算腐败，有些人稍微出格就是腐败；有些人的腐败甚至是有制度保障的，比方各种高级豪华接待场所里的享受。我想把这种现象叫作“腐败歧视”。就说那个国宾馆，每年各种各样的高级人物要在里面上演多少腐败闹剧，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村干部跑到里面去开会，那就不得了啦！就是天大的腐败了。老百姓对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有意见，最容易被人指责为农民意识。其实，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要求省部级干部都去坐公共汽车、住三室两厅，但再高级的官员都没有理由花纳税人的钱去住每晚几万、十几万元的总统套房。高官们的腐败，已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想象能力！你明白腐败是有级别的，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贪污三四百万元就会杀头，有的人贪污几千万元还活得好好的。

伊渡：我注意到一种现象，目前中国老百姓对现实当中种种不正常的情况，有着很强的包容度，似乎见怪不怪。我觉得这是麻木和惰性。就像贾府里的家人，都知道主子的钱财来路不明，却自觉维护主子的财产机密。

王跃文：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任务远未完成，文学应当继续担当国民性批判的任务。中国老百姓已经很驯服了，可很多官员还经常感叹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总看见官场当中有人不断地怀念过去。有人居然怀念“文革”时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老百姓好管多了。当然这种论调没有谁敢理直气壮地放在桌面上说，只敢私下里发怨气。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怀念过去呢？这个传统大概从孔子时候就开始了。今不如昔是有些人惯常的心态，正像孔子向往的那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之所以令人神往，无非是那时候民智愚昧，最好糊弄。权力被垄断之后，当权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权力运用得得心应手。

伊渡：我却发现“文革”暗流在网络上很猖獗。

王跃文：我也注意到了。我在微博上偶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立即就会招来很多人的围攻，说我是右派、公知。这些人仍是沿袭“文革”思维，最喜欢在网络上给人扣帽子、划成分。我曾多次回应说，我的眼里无所谓左派右派，只有正派和不正派；无所谓公知母知，只有良知和无知。有些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极力美化“文革”，否认“文革”的任何错误和罪恶。

伊渡：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们仍然回到对官场的讨论吧。中国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绝不会和官府过不去的。自古就有句老话，“民不与官斗”，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官员是被民众惯坏的。

王跃文：有什么办法呢？权力大到人们惧怕的时候就只有认了。如果有望从权力那里得些好处，就更加万事皆休了。所以，趋炎附势是很多人认同的明智选择。这是中国民众的弱点。曾经有的单位搞内部改革，旗号打得吓人：民主推举，竞争上岗；选票面前，人人平等。真是这么回事吗？扯淡！细则规定，领导班子1票等于20票！有的单位领导1票甚至等于30票。于是，热热闹闹、装模作样地改革一番，还是几个领导想用谁就用谁，群众意愿仅仅只是意愿。你有意见？人家甩出党管干部的底牌，你就哑口无言了；你再有意见？人家扣你个妄图搞大民主的帽子你就吃不了兜着走。端掉你的饭碗，看你还调皮不？！

伊渡：只要牵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