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碗问题，大家就老实了。如果社会资源真正属于市场配置，如果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如果饭碗真正是端在自己手里，大家的腰杆子会硬得多。现在有的官员埋怨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人的饭碗官方管不着了。

王跃文：老百姓自己呢？大多时候也是经不起拷问的。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气，就是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面写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气。拉斯蒂涅痛恨上流社会，只是因为他不能像上流社会一样花天酒地。有些老百姓，如果自己家里有人做官掌权，他们看待官场腐败的态度就平和多了。包括有些小干部也是如此，他们自己没发达的时候，疾恶如仇，正义凛然；一旦自己时来运转，手握大权了，嘴脸就变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伊渡：这种人哪里都有，并不只是在官场，好像中国不管哪个角落都充斥着官场气息。学校校长、企业经理、医院院长都把自己的职位当官在做，真是荒唐。

王跃文：有人指责我的眼睛老盯在官场。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些烦了。可是，官场文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社会，我做不到视而不见。有个笑话，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个挨整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劳动，他们出门几步，突然回头问管教干部：我们两个人哪个负责？我想这绝对不是夸张，官场意识真的如此根深蒂固。

官场文化你可以有种种定义，但最基本的内涵就是：我有权力，我要管你！至于我还要谋取特权，我还要贪污腐败等，都是自然派生的东西。

有些官员说现在老百姓不好管，最令他们头痛的就是老百姓动不动就集体上访。不论哪级政府门口，好像天天都有上访的群众，只是人数或多或少。政府在群众上访这件事上，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人民信访制度被说成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一方面又严令各级政府劝说群众不得上访，特别是不允许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人民信访制度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反映情况、伸张正义、洗雪冤情的渠道。现在老百姓仍然沿用这个渠道，只能说明法治路径照样不畅通。不管是哪个路径，民意总得有个气孔表达出来。一味地堵，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如果把老百姓表达民意的举动看成是不好管了，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其实都是常识，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可是，有些官员往往无视起码的常识。

现代的官员把老百姓上访和告状说成民风不正，就像帝制时代的官员憎恨老百姓“喜讼”，这是极不正常的。康熙朝的时候，有个叫赵申乔的高级官员，做过湖南巡抚，官至户部尚书，早年曾在杭州做过官。赵申乔是个政声极好的清官，但康熙皇帝非常不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赵申乔在杭州做官时，判了很多官司。这应该算是认真执法，调解民间纠纷，保证政通人和。康熙却责怪他好揽词讼，说什么为官以安静为务，不必弄得人心惶惶。难道遇事不理，听任民怨日积就好了？我们现在的官员，若仍是康熙皇帝的治国之道，那是非常危险的。

伊渡：我从政府门口经过，常常看到上访的群众，不知道他们的请愿都能否如愿以偿。

王跃文：请你我“王顾左右而言他”。我说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把它戏称为“机场革命”。某年大概是九月的时候，我从成都坐飞机去兰州，晚上八点多的飞机，结果延误到了第二天凌晨两点多。等待过程中，乘客们越来越激愤，要向民航方面索赔。机场方面先是不停地道歉，后来推说这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同机场没有关系。乘客当中有两位是某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录像，说要报道这件事情。

机场方面怕媒体曝光，态度马上缓和起来，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答复。乘客对机场值班的说，你如果没有权力解决问题，就马上向上头请示！值班的说，现在这么晚了，领导都睡觉了。乘客们听了这话，可气坏了，说我们这么多人深更半夜被滞留在机场，你居然说领导睡了就不敢打电话了！

那两位电视台的记者最积极，充当了乘客的利益代表。他们高声嘱咐乘客们，一定要索赔！这时，机场值班人员答应写张条子，说乘客在兰州下飞机后，即可去某航空公司索赔。乘客们拿着机场出具的条子一看，都说这个没用，只是证明误机多少时间，并没有承诺赔偿。大家更愤怒了，指责机场在愚弄乘客。

争论了个把小时，飞机到了。机场广播，请大家登机。两位记者呼吁大家不要登机。这时，有个乘客出来说话，说他刚坐过某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延误时间了，机场出了证明，大家一下飞机，每人领了300块钱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