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20世纪以来人类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某些思想学说影响政治思潮,甚至直接转化成政治实践,包括某些宗教思潮中的宗教激进主义直接被用于政治。可以这么说,目前世界政治动荡不安,很多国家贫穷落后,政治腐败,根源就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不光宗教,做学问也应同搞政治分开。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后人望文生义理解成学问做得好的人就去做官,做官要做得好就须不断学习。这完全是误解了。这句话说的“优”字,并不是优秀的意思,而是多余、富余的意思。孔子的本意是说,读书读好了,如果有多余的能力,就去做官;做官做得好,如果有多余的能力,可以做做学问。可是,中国自古就有从政的人,既想当官享受现世的尊荣,又要立言梦想千秋万代。其实,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都是专心只做学问的。清代做学问的官员不少,但真正在学术史上留下遗产的,无非就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不肯效忠清廷而潜心学问的人。清初有个万斯同,也不肯做清廷的官,既不应试科举,也不应试博学鸿词。后来,因为清朝要修明史,万斯同出于故国情怀,才答应入清廷明史馆。他拒受任何官禄,以布衣之身撰修明史。他注有《明史稿》500卷。但是,当时的明史馆总裁王鸿绪却命人将万斯同的著作重新抄录,署上自己的名字,上呈康熙皇帝。一个不学无术的官僚,靠偷书就成了大学问家。当时还有个学界大师级人物叫徐乾学,官也做得很大。但是,他的《读礼通考》,通篇都是万斯同捉刀而成的。李光地这个人物,因为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对他颇多笔墨,所以知名度挺高。他是当时有名的学问家,号称理学名臣,但他的学说完全承袭宋明旧说,老调重弹,全无建树。
伊渡:李光地这个人物,当朝就有评价,几乎鲜廉寡耻,后来雍正却称他为一代完人。雍正并不如他的父亲那样所谓的宽厚,却依然如此褒扬大臣,其中定有深意。
王跃文:李光地是何等人物,雍正肯定也看得明明白白,可他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都是驭人之道的需要。帝王需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想象塑造模范大臣形象,自然就会产生李光地这样的一代完人。我们稍加注意就会明白一个规律:所谓完人都是死后追封的。没有活着的完人,因为活人随时都可能变坏,而死人是变不坏的。死去的人如果早就是坏人,只要隐恶扬善,他就是好人甚至完人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官员做学问。说实话,我看见有些官员递上的名片,上面署有什么博士、硕士、教授之类的头衔,我总是不以为然的。现在不光政客们喜欢拿学术头衔装门面,企业老板们也颇好此风。曾有位什么公司老总给我递上名片,上面竟有博士、硕士头衔五六个,差不多抵得上胡适先生了。我想历史上做官又做学问的人,真实动机也许并不是“代圣人立言”之类,而是装点门面,好让自己的官越做越大。当然,如果能让自己的学问传下去,自然是好事。可惜这样的例子很少见。现在做学问的官员呢?只怕仅仅是为脸上贴金。有一位已经落马的四川省副省长,先当教授,后来从政,扶摇直上做到副省长,又掉转头回到大学任教。他的学问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个挪用公款上亿元的大贪官。现在,学位、学问等,不仅成了有些官员的晋升资本,更成了有些贪官的保护色。老百姓对读书人还抱有朴素的幻想,认为他们知书达理,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曾有一位文学界名流同湖南某官员在一座名山上对话,那位文学界名流说:您热爱书法,又写诗作文,可见是位文化修养很高的官员。大凡读书人做官,总坏不到哪里去。不料,名山对话过后不久,这位书生官员就因巨大的腐败案件而翻身落马。
伊渡:听您说到这些事情,感觉您似乎是个很悲观的人。可是从您的作品看,您又是个很入世的人,您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情结。这是否有些矛盾?您自己反省过这种矛盾吗?
王跃文:我的确是个很悲观的人。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人活在世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看到别人为着蝇头小利相争,上下其手,相互伤害,我会觉得很没意思。我对世俗之利很淡泊,深层原因也在这里。这是我在人生哲学层面的感悟或思考,并不影响我世俗生活的乐观和豁达。我是个很自律的人,对自己的要求甚至有些苛刻。比方写作,我离不开它,不写作我会有种负罪感。我不明白这种负罪感来自何处,更不明白偷懒会对谁有罪,只是觉得消闲的日子稍微长些,我就会焦躁不安,我必须不停地工作。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