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您天生就应该是一个作家，仿佛这是您的宿命，不容置疑，别无选择。您的创作经历好像也能说明这一点：您不像别的作家有过学习期、成长期；您似乎没有过满脸青春痘，满腔愤激，目空一切，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的“文学青年”时代；您一开笔就已经成熟，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的成长必然受他早期经验的制约，童年是成人的父亲。您能从您的童年中找到现在作为一个作家的端倪吗？

王跃文：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奇，但的确没有过四处投稿、四处碰壁的文学青年期。我写的头一篇散文发表了，写的头一篇短篇小说也发表了，写的头一部长篇小说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有什么天才气象，只是一切来得很自然。我上大学时也爱好文学，可我从来是个守规矩的人，当时觉得应该好好读书，担心痴迷文学创作会影响读书。所以，整个大学阶段，我几乎没有进行文学创作。只为我们学生自办的文学刊物《涉江》写过一篇小说，叫“山娘娘”，不料很受同学好评。写童年故事，学的是《城南旧事》。我们当年创立的这本叫“涉江”的文学刊物现在仍被后来的学友们办着。有一年，我回到母校，学友们拿出他们办的《涉江》给我看，比我们当年办的漂亮多了。我们当年是手刻蜡纸的油印刊物，他们现在出的刊物是印刷厂印的。学友们要我写几句话，我记得好像写了八个字：涉过江去，岸芷汀兰。

我的童年，既不像普希金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奶奶，也不像安徒生有一个爱读剧本的父亲。我的童年甚至没有阅读。我中学以前除了看过几本连环画，没有接触过任何文学书籍。乡村中小学没有图书馆，农村也没有谁家里藏书，而要我自己掏钱买书更是不可想象的，没有钱。朦胧中的印象，小说应是厚厚的书本，所以中学时读到课本中鲁迅的《故乡》，说那是小说，我莫名其妙。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看到哥哥曾经捧着一本小说读，他说是《红岩》，厚厚的，卷了边儿。小学时，语文课本里开始有新诗，老师说它是诗歌体。我们老师说的都是方言，我一直听作“丝瓜体”。我想到的是屋后竹篱笆上的丝瓜。我真以为老师讲的诗歌体就是“丝瓜体”，长长短短的句子排列下来，同丝瓜的形状差不多。一个乡村少年，文学就是这么启蒙的。我从能记事起，就知道全家人都必须把精力放在觅食上，能吃饱饭是最重要的肉体和精神需要。我说过，我少年时的梦想是能当上一个拖拉机手，与作家毫无关系。我那时也根本不知作家为何物。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学的环境里。我五六岁就捡狗粪、掏煤渣，七八岁时就砍柴担柴，十几岁就做田里的活了。做活的时候很孤独，胡思乱想，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过什么文学、什么作家。看见城里人穿着绵绸裤，裤子总在颤动，总在飘荡，我就想象如果没有风吹的时候，需不需要不停地抖着腿脚？因为我感觉绵绸裤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颤动和飘荡。

伊渡：哈哈，真有意思。听说当年乡下人总是琢磨城里穿裙子的女孩是否穿内裤，您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吧？

王跃文：这个问题我倒没有想过，我那时候太小了。但我的确听比我大的男孩子争过，有个人就赌咒发誓说，他曾看见有个城里的女孩骑着单车，突然吹过一阵风来，撩开了她的裙子，真的是光着屁股。

伊渡：那个人应该当作家，太会虚构了。您多次说到孤独，小时很孤独吗？

王跃文：非常孤独。我家有个后院，围着土墙，上面爬满了常青藤。我小时候经常坐在院子里，望着土墙发呆。常青藤在墙上勾画出很多形象，那是我永远用不完的想象素材。土墙上尽是蜂窝，每到春夏，里面就藏着蜂。我们那里叫这种蜂为土蜂，同蜜蜂不一样。整个春夏，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捉土蜂玩。我会不停地同蜂说话，自问自答，我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蜂。每到土蜂飞舞的季节，我都会捉土蜂装在瓶子里，再把瓶子里放些油菜花，希望看到土蜂酿出蜜来。我小时候年年都做这种傻事，从来没看见土蜂在瓶子里酿过蜜。我小时候真的是非常孤独。

伊渡：您这正是艺术家的本性，这也许就是您天生必当作家的原因呀。

王跃文：你愿意这样认为，我就认了吧。我记得小时即使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叫喊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可猛然间，我会意识到，冥冥之中还有一双眼睛盯着我，盯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这双眼睛在观察，在窥视，在评判，这双眼睛就在空中，在我们头顶不远不近的地方，使我时刻警惕，不能忘形。其实我知道，这双眼睛就是我自己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