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良心，不是玩具。”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王跃文：我觉得，不仅是文学，包括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都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认识、思考和探索。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是直接观照人类自身，有的是间接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一种承担，应该呈现一种真实的东西，或者说是真理，不管是以什么形式来呈现。我认为，哪怕最离奇的幻想，也必然是来源于现实，呈现出真实，这就是良心。我不明白的是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哪怕稍微忠实于生活就不见容，很多低俗甚至恶俗的作品却大行其道。

伊渡：您写作考虑读者的欣赏趣味吗？如果把您归为畅销书作家，您怎么看？

王跃文：有些真正的天才写作也许不会考虑读者，比如卡夫卡、乔伊斯，他们是天纵英才；但我相信大多数作家如果在写作时考虑读者的阅读，也许会写得更好。这并不影响作品的艺术品质。畅销的书未必全是好书，好书也不一定就不能畅销。《红楼梦》就一直是畅销书，它畅销200多年了，还将永远畅销下去。

我看到有的作家一提到文学的畅销性就火冒三丈，余秋雨、韩寒、郭敬明的书的发行量令有些作家愤愤不平。看到有些美女作家的书好销，也有人撑不住风度。我觉得大可不必。撇开别的东西不说，一味攻击畅销书，也是对读者的不敬重。作家写出一本读者不愿看的书，更是对读者的不敬重。未必看畅销书的读者都是没长脑子的？写作与阅读，都应有各自的自由。我并不认为所有畅销书都是好书，而是不必太认真了，就当推动了造纸业、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不妥。

伊渡：您还开始写电视剧本了吧，《龙票》吗？小说《龙票》出来后，又成了畅销书。您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写电视剧本的？它与您的小说有什么相承关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您创作的转型？

王跃文：《龙票》写的是晚清山西票号的故事。有人见我开始写古代题材了，立即问我的创作为什么转型了。其实，这是新闻记者们的思维模式。我写《龙票》并不具备创作转型之类的象征意义，只是偶然机缘，不必细说。《龙票》写的是古代权利场。顾名思义，官场是权场，商场是利场。但是，官场又是利益丰厚的所在，谁都知道，权能生利。而商人无论大小，都是需要某种权力保护的。小商小贩需要流氓地痞的保护，流氓地痞也是一种权力；豪商巨贾则需要达官贵人的庇护，生意越大，越需要更大的保护伞。然而，中国官场同商场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而且商最后总是输给官，没有百年不衰的红顶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只要官场权力还能寻租，就会有红顶商人出现，红顶商人的悲喜剧也就会不断上演。从近几年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曝光的案例看，没有哪个翻了船的大商人不是同贪官紧密勾结的。同官场勾结，神话般成就了那些商人，而同官场纠缠过深又恰恰是他们覆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要忙着为历史或现实下结论，相信事实是最要紧的。

伊渡：中国有两句老话，一是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是说富不过三代。这应该是前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跃文：总体上讲，这是因为中国历史多动乱，很少有几百年不动根基的大家族。从个体家族而言，哪怕是诗书传家的门第，也会因子孙不肖，或因为做了官，或同官府关系密切，说不定某一天就遭殃了。我们读《红楼梦》就知道，门庭显赫的官宦人家，动不动就抄家了。而那些豪商巨贾，同样也会面临子孙不肖，或同官府往来的风险。越是权力同利益可以交换的社会，商同官的联系越紧密，财富来得容易，败家起来也很容易。我看过一则新闻调查很有意思，说的是香港富豪到第三代时公司仍由自己家族成员直接控制的只有20%，原因是他们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所谓子孙不肖。为什么会子孙不肖呢？原因归结到女人身上。因为富有了，必定要找漂亮老婆，而漂亮女人多是缺心无脑的花瓶，遗传学上认为男性更多的是接受母系基因。母亲是个花瓶，儿子就聪明不到哪里去。所以，富豪们的后代就越来越蠢，别说指望他们管家，不败家已是万幸。我不知道这项调查有没有科学依据，但富豪家族的财富三代之后多沦为外人执掌这是事实。当然，现代公司的管理，多请职业经理人操盘，这也是原因之一。

伊渡：哈哈，这番话公布于世，您会成为美女公敌的。听您这么信手拈来材料就能引出自己的观点，我想起您的杂文了。您是以小说闻名于世，而很多人却喜欢您的杂文。我在您的博客上，常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