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引言说曾国藩起事早期还保留了在京当京官时养成的“愤青”气质。“愤青”是“愤怒青年”的简称，来源于西域名著，大行于中文网络，定义屡经更改，表现一以贯之：对现状不满，惯用道德作评价标准，责备求全，敢于直言、大言乃至狂言。作为愤青的曾国藩，要写真图影的话，是一副怎样的模样呢？

一个合格的“愤青”，要针砭社会、批判他人，首先要在个人品德上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不能身体力行的道德标准只会成为笑话。曾国藩这种从宋儒理学入手的“愤青”更讲究这一点，他持续修炼了二十多年，才达到从我做起、问心无愧的境界。

弱冠那年，他给自己改了个号，叫作“涤生”。“涤”者，清洗、涤除自身的坏习惯、坏品格；“生”者，取义于明人袁黄的名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合起来，就是改过自新的意思。十年过去，他从苦读的考生变成了入直的翰林，可是反躬自省，发现身上的毛病不但涤除未尽，反而越来越多。于是痛下决心，严厉检讨，争取达到“涤”而后“生”的善境。他的服善之勇、改过之猛，我等庸凡看了，少有不大惊失色、自惭形秽的。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欢吟诗作赋，寻章摘句，而没有把全部精力用于经、史、语录等有用之学，他认为症结在于好名，同样“可耻”；给地方官员写信，口气亲热了点，那就是“意欲饵他馈问”，唯利是图，“鄙极丑极”，立即重写一封，“作疏阔语”；喜欢侃大山，争一些言语上的便宜，那就是好“妄语”，发誓若有再犯，“明神殛之”；跟同事朋友说黄段子过过嘴瘾，“闻色而心艳羡”，这就是“真禽兽”；某日，起床后吃水烟，“口苦舌干”，觉得有损无益，于是“将水烟袋捶碎”，“从此永禁吃烟”；下围棋费时费力，玩物丧志，发誓戒绝，“如再下棋，永绝书香”。（这个没做到，日后在军营中保持每日围棋一局的习惯，反倒成为曾文正公镇定从容的美谈。）

就这么过了“日三省吾身”的十年，青年变成中年，检讨升为侍郎，修身齐家，俨然有成，接下来就是治国平天下了。京官没有进入军机处，治国的途径就只有做好本职工作和上书建言献策两条；礼部清闲，兵部无事（虽然太平天国已经起事，但是征剿大权都在军机处，兵部不过奉旨下令而已），要有所表现，就得建言献策。

和风细雨不是“愤青”本色，疾言厉色才是“愤青”惯技，愤青们的疾言厉色，都化作一篇篇给皇帝找碴挑刺的“谏疏”。皇帝说了不合适的话，得谏；做了不合适的事，得谏；国家大事，得谏；深宫内院上封号、立太子之类的“家事”，也得谏。这么多谏言中，固然有明着骂暗里夸的高级马屁，正中时弊、发其私隐乃至“人身攻击”也不少见。而且，谏言采用的批评标准，全部“取法乎上”，没有降低标准退而求其次的。因为，天子是当今圣人，对圣人就得往高了要求：一般人的毛病是毛病，对一般人来说不算毛病的言行，在圣人那儿就得算毛病，就得使劲批。都说当皇帝爽，天天有这么一帮人围着你骂，我看当皇帝也不是很爽。当然，骂急了，你可以大喝一声“拖出去斩了”；轻一点的，也可以扒了裤子搞搞“廷杖”。可是，言官们都有一股子拗劲，打不怕，杀不怕，讲究“立朝”的“风骨”，追求“批麟”的名声。一时一地，板子打得屁股生疼，甚至脖子上来个碗大的疤，但是千秋万代，写在竹简素帛黄草纸上的都是光辉事迹。啥事不干，张嘴骂人就能名垂千古，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同理，皇帝打击报复也不能太过分，人家批评你是瞧得起你，拿你当圣人，你太过了，就得留下一个暴君、昏君的名头，被写进“青史”，而白白便宜了那个光会骂人的言官。于是，言者为了流芳百世，听者害怕遗臭万年，不得不互相合作，创作一出“罪臣”犯颜直谏、“寡人”从善如流的剧本，在两千多年中重复献演，乐此不疲。

当了十几年京官，没有特出的表现，不但自己着急，以风义相切劘的朋友也急了。罗泽南就说：“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虽然此前曾国藩已经上了几个折子，分别就转移人才、设立日讲、汰减兵饷等事建言，无奈都没什么反响。看来，不说几句重话，不但皇帝不会关注，诤友们也不会原谅自己。于是，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疏皇帝，语调激烈，对其个人修养的三点“流弊”进行严厉批判。

首先，他说咸丰过于注重小节，到了“琐碎”的地步。大臣因为“步趋”“叩头”等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