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失误，就被责罚；为了避讳，竟然把古今通用的“仪注”二字改为“礼节”（咸丰名奕）。“谨其所不必谨”，于国家大事却“不暇深求”。广西剿匪是当前头等大事，“人才”“地利”和“军需”三者是重中之重，皇帝却委任失当，布置失措。

其次，“徒尚文饰”。去年登基，就下诏求言，鼓励言者无罪，言无不尽。而臣僚进言，却大多以“无庸议”三字对付过去。对于说话激烈一点的大臣，当时伪作褒奖，事后却给人穿小鞋，秋后算账。进言之初，倭仁蒙手诏奖许，“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苏廷魁被优旨答谢，“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查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年纪轻轻（“春秋鼎盛”）就刊布御制诗文集，好慕虚荣，有愧于三四十岁后才刊刻文集的各位祖先。

最后，“骄矜”“自是”，说什么“黜陟大权，朕自持之”，搞得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治发言，养成满朝都是“谐媚软熟之人”，“相与袖手，一筹莫展”。平时不培养、储备“刚正之士”，碰到像今天这样的“军务警报”，“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而且，广西之事不可能立即平定，“固中外所同虑”；就算侥幸平定了，皇上也会认为“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更加刚愎自用，说不定就成了丹朱、商纣那样骄傲、“迷乱”的昏君、暴君。

这篇谏章从言行批判发展到“诛心之论”，直接将“圣上”比作“昏君”，正是走的犯颜直谏、不恤杀身成仁的路子。皇帝曲为优容、纳言改过的例子固然有，但是进言者重则砍头、轻则流放，身前凄凉、死后“哀荣”的例子更多。曾国藩未尝不晓得其中利害，既然要做“名臣”，这一注总得出手，至于结果如何，听天由命可也。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怕也是动了杀机，要成全他。不过，如前所述，他毕竟不是昏君暴君，而是有望跻身“大有为”之列的皇帝，所以，在祁雋藻频频叩头、请求缓颊的情况下，做了个顺水人情：不但没有处罚曾国藩，反而在一个月后让他兼署刑部左侍郎，变相升了他的官。这是曾国藩和咸丰帝的首次“良性互动”，算是“双赢”。不打不成交，打完之后，二人对对方的路数都有了解，此后长达十年的长期“互动”，也就在这个基调上展开了。

三年十月，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性急的皇帝就催促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显然，三年前曾国藩“打龙袍”的举动，给咸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前下游向荣、琦善两大营成效一般，只有靠上游这一支奇兵出江东下，形成高屋建瓴之势，遏制太平天国的扩张。那么实际情况呢？“实有不宜草率从事者”，这是曾国藩的回答。

湖南办水师，最大的困难在于办水师的一切条件暂时都不具备。不过，大话说出口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水师三大件：船、炮、勇。船，造一批，买一批；大型战船得新造，补给船、小炮船则购买民船，进行改造。炮，也是造一批买一批，所买多为“夷炮”，委托广西外贸部门代为购置。勇，招募训练，算三件中最好办的。三件事情都需要找人找钱才能办妥，最需要的却是时间。负责造船的两个人，成名标十一月五日到衡阳，褚汝航十二月上旬在湘潭开工。邹世琦督造水师专用炮位，十一月开工。招募水勇，则在十二月中旬开始。江忠源所荐广西张敬修带一千炮位、两千水勇、两百船工来湘协办，则终于泡汤。综合各项日程，率师出征的日期最快也在明年一月底。所以，对十一月十二日催命符式的上谕，曾国藩只能答以“明春乃可成行”。

为了强调水师之出不仅仅是孤立的战术动作，而是湘、鄂、皖、赣“四省合防”大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为了表示深入领会上谕中“统筹全局”四个字包含的决策精神，曾国藩在复奏中不但说明了办水师的客观困难，也解释了他与骆秉章（湖南巡抚）、吴文镕（湖广总督）、张芾（江西巡抚）和江忠源（安徽巡抚）四位大吏商定的“四省合防之道”，“以剿为堵之策”。总之就是说，这事不能一味赶时间，“不能草草一出”，否则就是中央政策自相矛盾，“殊失皇上命臣统筹全局之意”。

曾国藩抠字眼儿，咸丰不干了。咸丰的本意，只是各地团练大臣多快好省，有一份心出一份力，全盘大局自当由中央政府及钦派剿匪大臣向荣等人协商制定，根本没料到一个地方团练大臣会给他整出这么个“四省合防”的大战略，还一口一个“统筹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