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机场候机，见一乘客把手机充电器插进墙上的电源，另一端插在一只绿里透黄的库尔勒香梨上，然后看杂志，杂志是《商业周刊》。

这个人装束整洁，虽有白发但穿西裤，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像精神病患者。

过了一会儿，他把充电器插口从梨上拔出来，插在一只草莓上，接着看报。见此，我并没惊讶、大笑或双脚跳起来，如这样我倒像精神病。我觉得他的行为都可归到无害社会的个人自由里面，不受歧视。我觉得他也许比那些装腔作势的人更有趣，写一封表扬信偷着塞进他的口袋里未尝不可。

他把插头从草莓上拔出来，在黑帆布包里翻可以充电的东西。翻了半天，没找到东西。他拿出一瓶药，看了看，放回去，药瓶上没有充电器接口。接着，他翻出一盒奶，取吸管喝下去，把充电器插头插在空纸盒上。他一定要把国家的，或者叫机场的电弄出一些来。曾有人对我说，如果总也不看电视，容易把电视机憋爆；说，电视机里面的新闻和电视剧的信息量太大，你得让电视机把信息释放出来。眼前这个人可能怕机场的电太多了不安全，才把电输入香梨、草莓和空纸盒里，就像中医拿针扎患者十指放血，他们说这对脑溢血病人尤有急救之功。

这个人看我在注视他，从纸盒上拔下充电器的插头，对我点点头。我庄重地对他点点头。我怎么能不庄重呢？大笑或鄙视都不合适，庄重才对路。

有一次，也是在机场，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行走间从前胸的衣服下面掉下一只奶——我说的奶不是乳房，是塑料袋装的牛奶。实话说，这让我稍稍吃惊了一下，我看到她胸前一侧的乳房马上瘪了。我一直认为女人的乳房是人的乳房，没想到也可以有牛奶去上面站岗，她弯腰捡起这袋奶，恰好经过我身边，对我说：“焐一焐，热乎。”我庄重地对她点点头，她笑一下走了。其实她完全可以不对我解释，她有权利做这件事，这件事对人、对牛、对机场、对航空安全都没有损害。我知道，她会在心里怨恨我，因为我看到了牛奶像兔子一样从她怀里蹿出来，但我是无辜的。遇到别人的窘境，除了点头，我还有一个办法是对天花板翻白眼。我媳妇说翻白眼很像盲人，这个动作我不怎么做了，光剩下点头。

上面说的这两个人，有人会觉得他们怪，我不觉得怪，只不过与众不同而已。如今人们做事过于功利，不做一点无用功。人像机器一样，像齿轮和螺丝钉一样，只做“有用”的事。这样做，除了谋生的需要，并没有其他的美感。

我见过一人在饭桌上取出手机，打开后盖，在装电池的地方挑出一根牙签剔牙，装电池的地方整齐地排着许多截短的牙签——手机对他来说不过是牙签盒。我在图瓦国见到一人在燕子脚上绑一封信，后来这个燕子捎来了回信。图瓦人找了很多人辨识这封信，才知道这是一封用孟加拉文写的回信：“我们的荞麦已经熟了，你们的呢？”图瓦人的去信写的是：“我老婆已经三十岁了，她长出了第一根白发。”用俄文写的，估计种荞麦的孟加拉人没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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