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来不及停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整顿一次接着一次，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完全不需要个人头脑来思考。

如果你心无旁骛，当一头埋头拉车的老黄牛，可能就平安无事。而如果你想对过往进行一下反思，对事情问个“为什么”，就可能脱离轨道。当时的组织部门大概有这样一种认识：服从，代表了一种忠诚，而忠诚是一个干部必备的品质。

褚时健不是思想者，但他是个实干者，他时时会进行质疑，这种质疑源于生活，属于本能。1950年的“征粮”、1952年的“土改”、1953年的“肃反”，他提出的意见有幸被采纳，这让他颇为自得，他认为上级组织是能听取意见、纠正错误的。他并不清楚这种出于本能、出于经验的质疑，会把自己引到什么路上。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这场运动，风一般刮遍了全国，在云南玉溪这个不大的城市里，风力丝毫没有减弱。29岁的褚时健当上了玉溪地区政法口“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担任组长的是当时的行署秘书长王瑞亭。

玉溪政法口有六百多名干部，备单位的名单报上来一统计，“右派”有160人。这个比例让褚时健大伤脑筋。“反右”的指导性文件上有个公式：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多数，左派占人口的20%左右，“右派”大约占不到10%。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大地，恐怕没有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是按这样的比例来划定“右派”的。仅仅几个月，原先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坐实了自己反党的证据，统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挨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这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终于教会了人们：没有什么该说不该说，你要想保全自己，就什么都别说。

褚时健眼瞅着自己的同事、朋友、战友一夜间成了“右派”，实在有些触目惊心。

他在向地委领导汇报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已经有24%了。”

领导说：“有些单位报的高达25%，我们这个比例应该不算最高。”

“可毛主席说的只占5%-10%。”

“小褚，你年纪还轻，还要好好领会一下，这个文章后面还有五个字‘而情况不同’。这五个字是很关键的。”

见褚时健仍不开窍，领导不耐烦了：“好，依你说的，24%多了点儿，你去和王瑞亭商量，把比例降下来。”

组长王瑞亭和副组长褚时健研究来研究去，把他们认为明显不反党的人从名单中挑了出来，最终送出了一份八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单。

下载【看书助手APP】官网：www.kanshuzhushou.com 无广告、全部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