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是送走了，褚时健心头的疑虑却更重了。他没有也不敢质疑党的政策，只是从自己的良心上迈不过这个坎儿。那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投身党的怀抱的知识分子，他们说的那些话，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他们的主观意图，真的是要反对自己的党吗？他的心头压上了一块石头。

1958年开春，名单上的这八十多人被卡车送到了位于元江河谷的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反右”斗争告一段落，脚跟脚的，另一个全民运动“大跃进”开始了，要想形容它，只能又一次用“轰轰烈烈”四个字。

7月，褚时健“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位被解除了，他的新任务是“大炼钢铁”，种“试验田”。既然是全民动员，玉溪地委会不能落后，也种了7亩冬季稻试验田，由负责人事的地委副书记和褚时健负责。

给这7亩地定产量时，褚时健综合了土地的肥、水、种、耕诸因素，一咬牙，报了个3000斤的指标。办公室主任一看，皱起了眉头：“小褚，你咋个不想想，报纸上人家都搞10000斤，我们3000斤怎么行得通？”

褚时健说：“种地我是内行，一亩地能产多少，我心里有数。我们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种稻子，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八九百斤，我报3000斤都是冒险了。”

主任还是摇头：“跃进，什么叫跃进？我明白，10000斤绝对是吹牛，能不能报个5000斤？我们搞的是试验田。”

5000斤的目标是报上去了，但它的结果如何，两人心知肚明。冬天气温低，稻子连穗儿都长不出来。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地，实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亩地几万斤是怎么搞出来的。他记得报纸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配发了照片。

褚时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干任何事情都有规律，要讲道理，不按规律乱来，是要出问题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褚时健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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