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农场，褚时健就遇到了原先的老熟人。见到他，这位过去的学校校长很吃惊：“小褚，你怎么也来了……”

褚时健无语。其实，从头一年送走那80个“右派”后，他心里就没有踏实过，他一直搞不明白，“右派”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红光农场是专门接收省级机关和各地区机关“右派分子”及“下放干部”的劳改农场，第一批“右派”就是它的建造者。这样的农场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比如后来成为“云南红”红酒基地的弥勒红星农场。这些农场有一个共同特点：名字光鲜，但条件都异常艰苦。元江属干热河谷地区，是有名的“火炉”，气温常年在40摄氏度上下。因此，红光农场可以算是当时云南最艰苦的劳改农场之一。

褚时健被分配到了红桥一队，住在一个四面透光的工棚里。报到没几天，褚时健就病倒了。他得了种怪病，全身瘫软，手脚无力，坐不起来也站不住，只能在床上躺着。谁知这一躺，七八天都不能起床。别人都忙着出工，他初来乍到，躺在床上没人管。鼻血不断淌，他连擦的力气都没有，就由它淌，淌到嘴里，满了就咽下去。

昏迷中，褚时健感到死神的临近。他没有想到，自己刚到农场，就要在这破屋里死去，心中不甘，可又无能为力。

命运偏偏制造了这样的巧合。当年，在甄别反革命的时候，被褚时健“解救”的一个原定为“美蒋特务”的医生罗载兴，已经先他一步到了红光农场，就在场部当医生。那天正巧罗载兴到一队来巡诊，听傣族农民说有一个新来的“右派”快死了，赶忙到工棚里看看。就是这一看，救了褚时健。罗载兴一看就明白，褚时健得了严重的疟疾。他用自己保存多年的奎宁治好了褚时健，报答了当年的“救命之恩”。

其实，褚时健到农场后不久，农场就得到了玉溪地委的通知，褚时健属于错划的“右派”，可以当犯错误的下放干部看待。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去纠正这样的“错误”。农场从未对褚时健提起过这个通知，也没有因为这个通知对他网开一面。褚时健是在二十年后，才知道了当初的一纸通知。因此，他这个最后的“右派”，才有了哀牢山中的二十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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