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以后，褚时健和罗载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之后，又将罗载兴调回了玉溪，让他在玉溪卷烟厂的职工医院当了个干部，算是对他救命之恩的回报。

当然，这种“恩恩相报”，已经说不清最后是谁欠了谁。不过，能够在关键时刻不坑害别人，能够在危难关头懂得感恩，两个人的品行都值得赞扬。

身体恢复之后，褚时健又继续着他的农场改造生活。虽然在身体上褚时健还是要受苦受累，不过他的精神压力得到了一定的释放。在来到红光农场之前，他为了反右的指标常常一连几天都睡不安稳，因为无论把谁抓出来他都于心不忍，现在这个结局倒让他安下心来，自己已经成了右派，不用再担心冤枉谁，也不用再担心去得罪谁。

当时，农场里的确有些人不理解，说褚时健这不是自己找罪受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放着好好的“反右”分子不当，跑这里当“右派分子”，还得被“同行”“批斗”。

大家这样说也很有道理，但传奇人物总是很个性，不疯狂，不足以闪烁。那时，或许褚时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做，可能是执着于某种信念。因此，褚时健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反右不积极”后悔。那么，他真的错了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选择，历史也为他做了最好的证明人。

同一时期，与褚时健过着同样生活的人达上百万。那个年代就是如此，没有同情与尊重，沾上“右”字，肯定没好果子吃，但是这一切对于褚时健而言，只是人生中的一次考验，而并非最终的结局。

虽然农场的日子很艰苦，但是褚时健凭借着乐观的心态坚持了下去，别人能干多少活，他就能干多少活，绝不会被人落下。

正是这种百折不回的顽强意志，注定了褚时健人生的不平凡。在接受“改造”的日子里，褚时健依然没有褪去他凡事都要争先创优的原则，始终是一个积极分子：干活认真，思想积极，后来还当上了一个小组长。

在来到红光农场改造之前，褚时健就是个热心肠的人，别人求他办事，他总是很爽快地答应。在劳改期间，他也一样。

当时，褚时健所在的小组来了一个新成员，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文质彬彬。大家最初以为他是老师，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名演员，因为演了一个“右派”角色被抓起来了，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事儿——居然因为一个角色倒霉了。

那时候，夜里总有村民来偷粮食，大队长就派这个老头去守夜，有时候需要昼夜巡视。后来，老头的身体实在熬不住，就找到了褚时健让他通融通融，褚时健二话没说，自作主张换了一个人替代他。结果，事情被人告到了上面，这个老头受了重罚，褚时健的组长职位也被撤了。

后来，每每谈起这件事，褚时健也从未说过“后悔”二字。他知道自己的个性——“上得了战场，当得了泥鳅”，是不可能不对那个老头伸出援手的，这种在自己都难以安然保身的情形下，依然为他人着想的品格，十分罕有。

只可惜，得到褚时健帮助的那个老头，下场比较可悲，由于经受不住严寒酷暑，不能忍辱负重，最后自杀了。这件事让褚时健感慨万千，甚至觉得那个老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太过卑微。世间万事，总有令人裹足不前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逃避放弃，而是勇往直前，这样的人生才会充满希望。想来，褚时健若不是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没有他东山再起的可能了。所以，褚时健从来不过多地抱怨人生对他的不公，他相信真相总有大白的那一天。

褚时健的“劳改”，最终拨云见日，这本身就是一种安然的接受。这一段经历，也彻底改变了他年少时当一个铁路工人的梦想，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毕竟，经历本身就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多年以后，当人们问起褚时健在“劳改”期间的生活感受时，他没说什么，而是不住地摇头，似乎表示了对那段日子的些许无奈。或许对这个经历坎坷的老人而言，有些事情说与不说，早就不重要了。痛而不语，是一种境界；苦而不言，是一种坚强。况且成为“橙王”的褚老一直如阳光一般，心属天空，光照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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