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作人到燕大执教，无疑给爱好文学的青年带来一缕新鲜的阳光。凌叔华的文学梦，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周作人（1885—1967）

进入大三后，她写了很多小说和散文作品，把这些作品挑了几篇满意的，送给了周作人，请他给予指导。周作人从中选出一篇，送给《晨报副刊》去发表，这一篇便是凌叔华的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这篇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不幸，对女性命运发出了质问。这篇小说发表后，很快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也有人在《晨报》发表文章，说这篇小说实际是凌叔华自身经历的写照。最可恨的是，这位作者在文章中，说凌叔华曾嫁给前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儿子，后又离婚云云。这让刚刚踏上文坛的凌叔华立刻感到头晕目眩，她万万没有想到，她一向视作圣殿的文坛，竟是这般污浊。她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与不平：

周先生尊鉴：

寄来《晨报》副刊投稿一份已收到，至为感激。投稿人不知为谁，不知先生可为探出否。日前偶尔高兴，乃作篇小说，一来说说中国女子的不平而已，想不到倒引起人胡猜乱想。家父名实是F.P.Ling，唐系天津师范毕业，并担任《今报》著作，稿中前半事实一些不错，后来所说就有些胡造，最可恶者即言唐已出嫁又离婚一节。若论赵氏之事亦非如稿中所说者，唐幼年在日时，家父与赵秉钧（他二人是结拜兄弟）口头上曾说及此事，但他一死之后，此事就已如东风过耳，久不成问题，赵氏之母人实明慧，故亦不作无谓之提议矣。那投稿显系有心坏人名誉，女子已否出嫁，在校中实有不同待遇，且瞒人之罪亦不少，关于唐现日之名誉及幸福亦不为小也。幸《晨报》记者明察，寄此投稿征求同意，否则此三篇字纸断送一无辜女子也。唐日前因女子问题而作此小说，有人想不到竟为之画蛇添足，此种关于人名誉的事，幸报上尚不直接登出，先生便中乞代向副刊记者致我谢忱为荷。余不尽，专此并谢，敬请时安。学生凌瑞唐上言这封信由周作人拿给《晨报》副刊发表，算是为叔华辩诬。凌叔华这个名字，反而被更多的人所熟悉了。这之后，凌叔华在《晨报》副刊又发表了《资本家的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两篇小说和《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散文作品，一鸣惊人，出手不凡。那老到的语言，严谨的架构，实不似出自新人之手。

印度诗人泰戈尔（1861—1941）

因为凌叔华鹊起的文学声望，所以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访华到北京时，她已成为京城文艺圈子里的翘楚人物，出面参与了接待工作。

凌叔华在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这位仙风道骨的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早已被北京的大小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晨报》甚至用了倒计时方式，追踪泰戈尔抵华后的每一处行踪。凌叔华早就喜欢泰戈尔的作品，但是没想到她会一下子离这位大诗人这么近。她感谢贯于提携后进的包贵思教授，把她引荐给这位大诗人。泰戈尔在北京期间，一度住史家胡同的西方公寓，北大指派招待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青年教授陈西滢，当时北京画界同志会找不到开会合适的场所，有人就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凌叔华因认识了陪同泰戈尔一起访华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便也要他赴画会，消息传到北大，徐志摩和陈西滢就跟着泰戈尔一起来了。

本来凌叔华想从东安市场买些西洋糕点，但她母亲说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于是就叫佣人到外订了一些藤萝饼、玫瑰花饼，还让佣人现磨新鲜杏仁，用杏仁茶招待贵宾。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到凌家来的除了印度客人、画会的同仁，还有北京的著名文化人。屋里挂满了中国画界同志会画家不同风格的作品。

北京画界同志会的凌文渊（江苏人，画家，曾任北洋政府副总长）致欢迎词，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画历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理念。这是中国画一脉相承的传统。

接着，泰戈尔作了《中国画之观感》为题的讲演。他说：

凌君所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二语，余甚承认。又谓诗人与画人在艺术上有一致之精神，尤表同情。盖艺术无国界，最称高尚。中国艺术源流，在历史最为悠久而深奥。西方人士不知中国文化者，往往误谓中国艺术，将有断绝之虞，其实不然。余昔游日本。由某收藏家，约观中国画，早已叹赏不置。及至中国，觉得民族爱美的实现，与自己的理想，甚是相合，并极相信爱美的精神，不易磨灭。惟有时暂为消沉，但是如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