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二十七岁的英籍学人悄然走进凌叔华的情感世界。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英国画家、评论家罗杰·弗莱（中文名傅来义）的妹妹玛格丽·弗莱随一个讲师团来中国，在武汉大学结识了陈西滢和凌叔华，回英后与凌叔华时有书信往来，还请她的哥哥罗杰·弗莱（1866—1934）画了一幅马的静物写生送给凌叔华。在这次讲师团活动中，玛格丽还认识了武大学生廖鸿英，并介绍她到牛津大学进修农艺学。因为玛格丽的介绍，廖鸿英在英国结识了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一些学人，当她得知在武汉大学的一名英籍教师即将离任时，便通过玛格丽推荐了朱利安·贝尔来武大接任。正是这个“浪荡子”朱利安的到来，打破了凌叔华、陈西滢一家宁静的生活。

朱利安·贝尔是英格兰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第二代人。

他一九〇八年出生，父亲克莱夫·贝尔放荡不羁，情人不断，后来与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离婚。他的母亲瓦内萨是邓肯·格朗特的密友，也是罗杰·弗莱的情人。

朱利安小时候在阿希汉姆·查尔斯顿度过，喜看士兵训练和打仗游戏；少年时在莱顿和欧文学校读书，渐长便开始到法国远游，读《著名的陆地战役》，喜欢打猎，尤以捕鹰和抓食肉鸟儿为最；在王家学院求学时，论文中留下无数军事谋略草图，拟获研究生奖学金未果，一九三〇年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理想工作。其姨母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描述这个外甥：“脾气暴躁”，“性情不羁”，“粗野但诚实”和“无法无天”。其生活极不检点，似继承了父母的衣钵，先后与十几名女子有染，直到武汉大学任职时，母亲还不放心他的性病。朱利安在一事无成的局面下，他更希望做一个“行动者”，来验证他的“军事理论”。

早在一九二六年，英国政府仿效美国政府的做法，通过清王朝庚子赔款决议，退款基金部分用于中英教育交流。中英文化协会与国立武汉大学签署的合同是委派朱利安·贝尔执教英语和英国文学两年，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性病），他未能如期到任，发数封电报说明理由。委派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包含一年考察期。教学时间每周九到十二小时，工资七百英镑一年，其中三百到四百英镑由所在学校支付，剩余庚子赔款基金支付，由英国政府汇出。校方同时还为其提供“适度的膳宿条件”，当合同期满或第一年之后有任何一方希望中止合同，校方将提供一百一十英镑的返程费。他的合同中方由武大校长王星拱和工学院院长、中英协会代表石英签署。

二

一九三五年秋天，朱利安·贝尔远渡重洋终于来到上海，而后从上海到南京换乘轮船抵达武汉。

到武汉大学报道后，受到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陈西滢和夫人凌叔华的热情接待。当天下午就被请到陈西滢家中做客，安排的宿舍也离陈家不远。凌叔华极尽地主之意，帮助朱利安采购用品，布置房间，还为他担任翻译和社交老师。

十月五日，朱利安·贝尔高兴地给母亲瓦内萨写信报告平安：

我是星期天早晨到的，终于到了，一切顺利。明天得赶紧准备了，很快就要开始讲课……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可爱——我和系主任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待了一下午——小女孩大概六岁，很逗人喜欢，跟我也挺投缘。这里一切都不拘俗套——是个内陆的剑桥。

信中提到的系主任即陈西滢，妻子和孩子是凌叔华和女儿陈小滢。

朱利安也带着喜悦的心情，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他的教学工作。他在大学里是出了名的“诗人”，在教职员工名单上填写的是“剑桥文学学士；从事写作研究”。他讲授三门课程：英语写作、莎士比亚（每个班级十个学生左右），还有每周一次英国现代主义讲座，一共十六小时的课时。他不仅认真备课，还写教学日记，记下学生写作能力等。朱利安的热情和直爽性格很快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一周后，朱利安向母亲瓦内萨再次写信：

系主任陈源教授还有他的妻子和我住得极近，他们简直就是天使……非常有修养：他是个批评家，翻译过屠格涅夫（此人也是戈尔迪的朋友）；而他的太太是一位（中国）画家，也写短篇小说，同时还是汉口一家大报纸的文学版编辑。我听说她被称作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又译曼殊斐儿），但我觉得在这个名号之外，她实际上更加复杂有趣，尽管她又娴静又文雅。

他还在日记中对武汉大学和陈氏夫妇赞誉有加，并把武大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