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些口号还印在邮局发行的信封上。

在乐山的武大、武大附中也发起新一轮参军热潮。把口号用标语的形式贴到学校门外，贴到教室的墙上。

陈小滢和“桃园三结义”的另外两名同学郝玉瑛、杨衍枝，破指写下血书，坚决报名参军，打击日本侵略者。

那天凌叔华为出国的事到重庆去了，袁昌英叫女儿杨静远晚上到万景山居室陪陈小滢睡觉。杨静远在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饭前郭么姑告诉我们一个消息：陈小滢、郝玉瑛、杨衍枝报名从军了。真想不到这三个热烈的孩子居然这样做，太可爱了，也太可怜了。她们是真正为国事忧心。单纯的热情冲动使他们有所行动。但她们都只有十四岁，够不上兵役年龄。当然小滢的事我们家非负责不可。晚上爹妈劝她：年龄太小，去从军是白牺牲。

她难过极了，肯求妈妈不要阻止她。

为参军的事，陈小滢给远在英国的父亲写信说：

亲爱的爹爹：

这几天你和妈妈都没有来信，你可以想得到我的不安和焦虑的。本月一日，我和（郝）玉瑛、（杨）衍枝都报名参军了，我想你一定很惊骇的。但是，我们为了多种理由终于决定从军，一方面敌人已攻至六寨，昨天听说已到独山，我们的军队步步退却没有一点力量抵抗，国家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都不能忍受下去，都要与敌人去拼。国家给予我生命培育了我，我要把生命还给国家，将血肉之躯供置在祭坛上，以生命的代价争取国家的生存。虽然，多我一个人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相信国家亡了，战争失败了，我的学习及事业都会完全废了。何况上前线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另一方面我们受不了看不惯这些后方官吏的淫糜生活，这无耻及黑暗的社会，若是这样下去，我会疯狂、毁灭，他们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是些什么东西呀！

但是，我痛苦的是想到你们，若是我死了，你们会是多么的悲痛，我不敢设想。虽然我用“忠孝不能两全”来安慰自己，但是它不能安慰我的心，我想到陈家除了我只有堂兄贻春一人，我去了，陈家又少了一个后代。

……

这封信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寄到英国，陈西滢读后很受感动，他当即将信交给在英国出版的《中华周报》编辑看，编辑们看后也颇为感动，加编者按在报上全文发表。

第三天，凌叔华从重庆回来了。她送给杨静远俄国生产的巧克力，还告诉她美国人正在积极援助中国抗战，重庆到了一千美国军官，贵阳到了两万美军。在重庆的渡船上，她还遇到一个开汽车的美国士兵，从江西给重庆运汽油，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没有停下来吃过东西。她告诉杨静远，你瞧人家国家的人民是怎样工作的。

然而，突入贵州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制空权早被美军所控制，趁此机会，何应钦、汤恩伯在贵阳指挥军队，不到半个月，相继收复了独山、八寨、南丹等地，重庆告急之势随即解除。陈小滢在凌叔华和袁昌英多次劝说下，也放弃了从军的打算。

十二月的一天，凌叔华领着陈小滢参加了武大从军出发欢送仪式，有一首歌，久久地在她的记忆里萦徊着：

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杀东洋，收复失地好还乡……

那场轰轰烈烈的从军运动，陈小滢终因年龄太小没有被批准，而在她少年心灵里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需要补充的是，她们报名参军的三名女同学后来天各一方。郝玉瑛一九四七年就读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毕业后于一九五〇年参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圆了参军梦。杨衍枝的父亲是乐山仁济医院院长，后来她继承父亲的医学事业，在北京从事医务工作，是一位儿科医生。陈小滢到英国后就读于伦敦大学、马德里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先后在香港美联社、BBC、伦敦BBC国际部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北大西语系教授英语，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理事，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公共关系部主任，一九九六年后来武汉、北京与同学和老师多次相聚。

三

凌叔华这段时间一直为工作和出国的事所困扰。小滢渐渐长大，西滢出国了，尽管她在乐山和重庆的朋友中不断活动，眼下仍无结果，十一月十四日，她写信给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请求他的帮助：

我同小滢一切粗安，她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