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空的阳光，无异也给英格兰这座雾城捧出一束陌生而神奇的花影。

三

凌叔华这部小说的成功大大膨胀了她的人生计划，她对伦纳德说：再“写一本书——一本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盘桓了多年。”她还与伦纳德说，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要去亚洲找灵感，甚至想去朝鲜，为打仗的中国士兵做翻译。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她还要继续办画展，筹集资金。一九五四年在巴黎画展之后，她给妹妹淑浩去信，讲了去美国办画展的设想。

令凌叔华没有想到的是，妹妹在美国已看到她出版的小说《古韵》，对其中家庭的描写非常不满，认为叔华靠出卖自己家庭隐私来取悦于西方人。此时伦纳德原计划将此书在美国出版，以扩大发行量，为出版社取得更多收入。凌叔华没有同意，她写信说：“如果我的书在美国出版，的确会引起许多问题。我得认真考虑一下，看看能否设法删除一些部分而又不对这本书造成任何不好的影响。”

她所说得“会引起许多问题”，是怕影响妹妹在美国的工作和处境。本来淑浩和丈夫就避讳与在美华人接触，所以选了到比较偏辟的印第安纳波里斯工作和生活。如果小说在美国出版，淑浩母亲的家庭地位必然会给他们造成不好的影响。最后这本书拖到一九八八年才在美国出版。

或许是凌淑浩考虑到姐姐的经济状况，才帮助叔华安排了在印安纳波里斯的画展。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凌叔华的画展在约翰·哈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了她六十九件绘画作品，其中有的是画在丝绸上的，有的是画在宣纸上的。

《印第安纳波里斯新闻》的评论，很关注她笔下的欧洲风光，说“这些风景画中有一种超尘脱俗的魅力，让人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不过它们的标题真够古怪，如《洛克·卡特琳》、《柯尔库布赖港》、《迪河上的桥》、《翰普斯地德荒野》、《海德公园的冬天》……我完全相信，凌叔华能够以这种精致迷人的笔墨去描绘交通拥堵中的翻斗的卡车。”

凌叔华在抵达印安纳波里斯的当月，还为参观者举办了“怎样欣赏中国画”的讲座。凌淑浩在一个妇女俱乐部为叔华接风，亲自主持欢迎午宴。

《印第安纳波里斯时代报》则把目光投向凌叔华身上那件“浅绿底色上绣着竹叶图案的丝绸旗袍”，以及陈西滢作为联合国教科组织的代表，对乌拉圭的访问。

可惜，这场展出只卖出八件作品，收入两千六百美元。接下来东去纽约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展出，而后又南下波士顿在一家画廊展出，只波士顿博物馆购买收藏了她一幅画。在美国的展出未达到她的预想，又在行程中花去了她在印第安纳波里斯卖画的钱，怏怏然不得不回英国了。

从那时开始，凌淑浩对外称她的姐姐是一位艺术家（画家），而不称其为作家。画展后的许多年，叔华给她多次写信，她都没有再回信以冷落来说明不满。

跨文化写作给凌叔华带来希望，但也带来失望。她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写出了“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的第一章时，她发现这种作品是读者和出版商所不愿接受的。伦纳德爱莫能助，只得回信婉拒：“到目前为止读上去很有兴趣，但是真的太短了，不管从那个方面说，都无法肯定是否可以做成一本书”。伦纳德是出版商，没有像妻子伍尔夫那样给凌叔华承担起顾问和导师的角色。

从此凌叔华再未攀上新的制高点，内心时时感到困惑和忧虑。她在给伦纳德的信中不无埋怨地说：

有能力去画，却仅仅因为不被需要而无法继续工作，这真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这个国家的人们，大部分都不愿接受新的观念与艺术形式，除非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此出售的大部分中国画都是中西混合的作品，主题和画面都必须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想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败，我真是厌恶极了，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凌叔华感到一种“江郎才尽”的威胁到来。

不久，伦纳德买了她画的一幅“竹笋”，用来装饰自己在蒙克的寓所。这是他给凌叔华最后的安慰。

终于，凌叔华等到一个机会，好友苏雪林推荐她到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由此，她又收获了一个生命转进的机会。

她虽未回到故国，但总算回到日夜思念的东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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