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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第二十八章 殷殷故国情

拍了许多照片,画了许多素描。之后她又游了鸣沙山、月牙泉、西千佛洞、白马塔、西云观等景点。敦煌比北京季节要晚一个月,正是榆树开花的时候,她们采了许多榆钱,请厨房师傅做了榆钱饼给大家尝鲜。

凌叔华结束敦煌之行,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灵魂采光。

回到伦敦,她写出了散文《敦煌礼赞》,在香港报刊发表。应香港《大公报》之请,她把自己在大陆两个月的所见所闻,写了《我的回国杂写》,连载三四日。她在给浦薛凤的信中说:“内中后半是叙述西滢辞职后可怜心境及政府无情待遇……此种待遇,当然不止对西滢一人。我听到他的荒唐待遇,不止一二次了,可怜忠心耿耿如西滢者(他是昏倒在地,当法国政府逼他交出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时候,那时巴黎及伦敦报上均有照片登载)。台北方面,见他因病辞职(血压高得惊人)反而不理会。直等他辞职之后,另派一人,官加一级(大使级)薪加一倍,巴黎中国及法国学术界对此皆抱不平!当然‘朝里无人莫做官’,这本是至理名言,不幸西滢不肯相信。”

那时凌叔华已经七十五岁,她穿一件外套,不系扣子,脚穿一双平底鞋,看上去步履矫健,能走许多路的样子。

一九七八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在这次回国之前,她先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天津女师同窗邓颖超去了信。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赵炜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同窗之谊:我所经历的邓大姐与凌叔华的几次交往》一文中说:

邓大姐看到凌叔华的来信后,对我说:“我要见见她……(她)在校时在学习上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人长得也很秀气,温文尔雅。后来她成了作家和画家。我们几十年没有来往也没有见过面了。我只知道她在解放前出国了,后来得知她去了英国,算来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至今我还能记起她年轻时的样子,现在也成了老太婆啦,我们都老啦。”然后要我一定别忘了提醒她凌叔华来京的日子……六月十九日,凌叔华在来京的第二天,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的一个小会客室里,与凌叔华见了面。记得当时邓大姐提前了几分钟等候着客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凌叔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过来了,邓大姐等候在门口,凌叔华进来的时候,两个老同学久久地握着手,很长时间没有松开。

一九七九年三月,经医生检查凌叔华患了恶性肿瘤,左乳房手术后康复。

陈小滢的丈夫秦乃瑞,是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协会主席。他一九五七、五八年来北大留学,一九七二年率一个代表团访华。一九七九年秦乃瑞来北京大学教书,第二年应我国政府之邀,担任全国人大会议文件英文定稿工作顾问,陈小滢为了让儿子思源学中文,她辞去英国广播电台的工作,也来华任教,并让儿子到北京西颐小学读书。

一九八一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又与邓颖超见了面。这一次她向邓颖超说出了想回国定居的心愿,并提到凌家在史家胡同的宅子,“文革”时被一家工厂占用了。她说她上次回来到那里看过,也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商过归还事宜,却没有结果。她希望回来有个地方住。

凌叔华这次回国,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招待。那次宴请,“凌叔华提出请两位三十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就婉言谢绝了”。

凌叔华哪里知道,她的这两位老朋友因一九八〇年三月一号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对沈从文一九三三年发表的《记丁玲》一书进行严厉批评后已不再交往,而且成了中国文坛一桩公案。沈从文在给周健强的信中说:“人家已经在《诗刊》上骂过我是‘市侩’、‘胆小鬼’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

这就是那次沈从文未出席宴会作陪的原委。

不久她给家住天坛南门旁(那时家里无电话)的萧乾写信,约其到新侨饭店会面。萧乾夫妇与凌叔华见面后,还将她接到家里畅叙。

在邓颖超的过问下,凌叔华的房子有了结果。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她在给老友萧乾的信中说,“组织上”给她在复兴路上安排了某单元七楼的住房,虽厨房卫生间欠备,但“有煤气供暖,有电梯上下,这在北京是天堂样的房子了!”

她说的那套房子,即今天复兴路燕京饭店附近一套二单元的房室。

她在信中还告诉萧乾,打算把伦敦的住房部分出售,以备回国生活之用,“因自己年已衰老,不能工作了”,但“作画还可维持标准,所以我想多画些画,以备回国开一画展,得款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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